契約自由與私法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精神,以人人平等為信念,相信人民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願,衡量自身能力來塑造自己和其他人的法律關係。但是在勞動關係中,雇主通常處於較為優勢的談判地位,勞工事實上難以與雇主協商勞動契約一集工作條件。

簡單來說,勞動關係的本質,存在著「老闆不給,勞工不能要」的情況,導致民法的契約自由與私法自治淪為遮掩剝削勞動力的香水。因此《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這意味著國家透過立法強迫介入勞動關係,為勞動條件設下最低標準,藉此保護勞工不因為欠缺談判實力而被迫接受不健康、不人道的勞動條件。

《勞動基準法》雖然是適用所有勞工的個別勞動法,雖然能緩和勞工在契約上不對等的地位以及避免勞工在勞動過程中遭不當指揮監督,但無法改變個別勞工欠缺談判力量的弱勢情況。

因此衍生以集體勞動權為核心的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促使勞工脫離弱勢的狀態,透過勞工團結,達成集體勞動條件的共同決定,促使勞工脫離弱勢的狀態。

然而,即使國家透過立法保護勞工,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許多企業開始以俗稱「非典型勞動」的方式進用勞工,讓企業主事實上可以使用勞工的勞動力,卻不用負擔像法律要求的勞動成本。

追根究底,我國民眾的勞動權益意識薄弱、勞動法治觀念欠缺,是勞動權益長期低迷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