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差別與「暴力」的無差別:巴黎恐攻、法軍逆襲與國際法

 

La tour Eiffel illuminée en bleu blanc rouge - Fluctuat nec Mergitur -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Photo credit: Yann Caradec@Flickr)

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再度發生一連串的恐怖攻擊,眾人、媒體、各國紛紛感到震憾且恐懼時,還是會在網路上看到一些貌似「理性」但卻混淆視聽的說法。但,我承認每次的恐攻事件都會著實嚇壞我,會一直讓我回想到某次在倫敦地鐵上,看到某節車廂裡有一個被遺留的後背包,然後我只能向不具名的神禱告:它只是一個包包。

就是這種恐懼讓人草木皆兵,就是那個 against anyone 讓人覺得可怕,不論是誰幹的或在哪裡發生。「武裝衝突」與「恐怖攻擊」之所以不一樣,差別是在於前者強調的是交戰雙方都具有武裝能力(不管是否實力相當),而且擺明了就是要「開戰」,而後者就是一群有武裝能力和戰略的人們針對「平民」發動「為實現其政治目的」而不惜大開殺戒的舉措。

這當中,沒有「誰比誰容易被原諒」或「誰比誰更可憐」的問題。在「武裝衝突」中,罹難者可能被區分為「戰鬥者」和「非戰鬥者」(non-combatant),若被殺害的平民,不論過失(就算被荒謬地視為戰爭所伴隨之犠牲品(collateral damage))或故意,都應該被譴責,甚至是為國際人道法所嚴厲禁止的(先不管執行成效如何,至少建置了一套規範系統,參見《日內瓦公約 1977 年第一附加議定書》)。

然而,「恐怖主義」在國際法評價上根本亂七八糟:你的恐怖份子是我的民族英雄,你的罪犯是我的先知,你的殺人魔是我的聖戰士,這從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於 1937 年制定了第一個反恐公約《防止和懲治恐怖主義公約》,最後卻因未達批准數而死胎可見端倪。

儘管聯合國時代,已經不再以抽象的「恐怖份子」去定義犯罪行為人,而改以禁止並懲罰客觀的行為,針對特定的「恐怖行為」通過了十來個條約予以規範,但在「事實認定」上還是經常落入「定義不能」的政治問題,這終究是出於一場國際政治話語權你爭我奪的戲碼;不過大家也認清了一件事,那就是:嚇壞大家的畢竟不是行為者是何方神聖,而是因為被殲滅的是一群莫名其妙被殺死的平民。

不在戰爭狀態中,卻被平白無故地殺死,才是最讓人惶恐的,而恐怖攻擊的結果也從來不會真的「達到(所謂的)政治目的」,只會激發被攻擊的社會蘊釀另一場報復行動(不論引發另一場戰爭或把矛頭指向「被過份牽連的其他難民」)。當然也會有人主張,那才不是平白無故,因為其中一定有人是支持或「容忍」好戰政權的,所以這樣的報復也只是剛好而已;但,其中難道就不會有反戰的無辜受害者嗎?或與恐攻者來自同一社會,好不容易遠離戰火而逃至其他國家的同胞?

沒有人是特別該死的,任何暴力行為或武裝攻擊的受害者都應該至少「有權利預見自己的傷、亡」,是這份「出其不意」讓人害怕,人們對於天災的發生或許束手無策,只好怨懟上天,但人們對於人禍的反應從來都不會坐視不管,結果只會損及等待邊界開放的尋求庇護者(或許這也是攻擊的目的之一,因為IS從來都不屑那些從戰場上逃走的「異端同胞」),出走中東跟前往歐洲之間產生的巨大緊張,卻不該牽連任何「不相干」或「推論上也許間接相干」的人的自由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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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柏翰 Written by:

A learner of international law, human rights, social movement, global health, and queer studies:現於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從事孤冷的菸酒生涯,閱讀是一種創造,寫作是一種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