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容真｜人權就像藜麥，沒味道但很營養

劉容真｜人權就像藜麥，沒味道但很營養

「組工會是人權，支持警察組工會！」「結婚是人權，我愛女生，我要跟女生結婚！」「殺人犯有人權，難道被害人沒人權嗎？」「本籍勞工的人權應該高於外籍勞工！」「台灣就是太有人權、太民主了，才會這麼亂～」

自從台灣於2009年《兩公約施行法》推出以來，針對種種膠著的公共議題，我們又多了一個論述工具：人權！但人權除了聽起來很厲害外，具體而言，它到底代表什麼呢？人權，究竟是什麼法律體系下的權利呢？如果在憲法裡，翻來翻去找不到，大法官也不曾在釋字裡言明，那國際人權法還能拿來主張嗎？怎麼用呢？那些似是而非的人權言論，又要怎麼反駁呢？

「人權」，作為人之權利，即與你我、與生活周遭大小事都相關，小至警察來敲門，大到各種想衝動上街頭的社會爭議。人權究竟是什麼？國高中歷史、公民課本中學到洛克的「天賦人權」說，聽來既熟悉又遙遠；而對成長於後戒嚴時代的年輕一輩，就算不使用「人權」二字，公民政治權的內涵，似乎已是理所當然。

然而，無論是公民如你我，或是對法律使用較熟悉者，實際上在接觸國際人權文件時，仍可能因為太抽象的用語、與憲法基本權理論的不同，而感到理解困難。有時，甚至會質疑：國際人權法，不過只是來自西方的舶來品。作為此系列文集的首發，本文將以目前在台灣已經產生國內法效力的人權公約為例，簡單說明國際人權法的特色。

國際法的一部／國際人權法是國家必須遵守的國際法

首先，國際人權法是國際法，不是外國法。它是藉由習慣或條約累積，對國產生現行或未來的拘束力；而不是英國法、美國法、日本法等其他國家的法律。所以，無論是區域性的人權公約，像是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公約，或是聯合國體系下的九大核心人權公約，對簽署、批准而完成締約程序的國家來說，這些人權公約的內容，就不只是「他山之石」而已，而是國家有義務遵守其內容的實體法律。

所以在運用特定國際人權公約，支持自己的主張之前，我們應該先搞清楚：該公約是否已經對台灣產生國際法上的拘束力？更進一步來說，該公約是不是已經成為國內法律之一部，而能夠讓人民依據公約主張權利？

國際人權法之整部，是否已具備國際習慣法的要件，而不待國家簽署人權公約，即應遵守保障人權義務，還沒有確定見解。[note]雖然有學者認為人權法的整體已被多數國家簽署與遵守，而具備了國際習慣法的要件，甚至部分內容已經具有為強行法（jus cogen）的效力：因此所有的國家，包括未簽署人權公約的國家，都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責任、遵守人權的義務。不過這樣的觀點並未獲得大多數國際法學者，甚至是公約監督機構本身的強力支持。相較其他特定的國際條約，國際人權文件因為對人權保護採「最低保護」標準，期待國家有採取較高標準的實踐；又，因為人權本身具備「對抗主權」的性質，用字明顯較為彈性而模糊。使公約必須透過各個人權機構，解釋其內涵（conception），但又允許各國採取不同的實踐方式（implementation）。這樣的特質，其實與習慣法或強行法對於「法律明確性」的要求不太一致。[/note]一般而言，國際人權法指的是藉由國家簽署各個人權公約、進入個別公約機制，藉由與公約監督機關之間，就公約內涵對話詮釋，而逐步建構的法律內涵。

例如歐洲人權法院在判決時，就需要考慮會員國是否明確違反公約義務，或特定事項屬於會員國制訂政策的判斷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又如聯合國體系下，透過不同層級的人權機構（如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人權理事會），以及個別核心人權公約之條約機構，例如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 HRC）對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為了解釋條約而作出一系列的一般性意見。

臺灣是人權公約締約國嗎？

台灣因國際地位特殊，無法將人權公約批准書「存放」於聯合國秘書處，而使得這些公約對台灣是否具備國際法上效力，仍有爭議。然而，國際法規範的國際法效力與國內法效力，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台灣透過制定「公約施行法」的方式，已明確將公約內容「轉換」成國內法律體系的一部分。不過，在台灣，對人權抽象內涵進行解釋的是釋憲者（即大法官），而且沒有超國家機制來審查我國的公約實踐；諸如「施行法」的作法，可能會被認定公約內容僅具備一般法律的效力（低於憲法層次），而產生適用上的疑慮。

因此，應如何避免國際人權法成為司法者的「參考資料」，而非適用對象，值得深思。畢竟人權公約的宗旨，在於糾正包括憲法在內的國內法對人權保障不夠周延的問題。但這個複雜的問題，容我們日後其他系列文章再談。

國際人權法常見的誤解

由於國際人權法理論關於人權保障的特質，與基本權保護有些許不同，容易引起誤解：

國際人權法要求的是最低保障（minimum standard of protection）

前面說到國際人權公約具備人權保護之最低保障性，指的是國際人權文件對「人」所提供的保護，是為了維持人的尊嚴與生計，所不可或缺的權利。也就是說，在國際人權法理論下，人權就是人之所以為人所「必定不能缺少」的權利。國家簽署人權公約後，對人權的保護，只能更好，不能更差。

舉例來說，公政公約第13號一般性意見中，就表示對刑事被告的最低限度程序保障，包括以被告了解的語言告知他被控訴的罪名等；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第3號一般性意見，表明關於公約所列國家最低核心義務的描述等，都是最低保障性在公約的呈現。

正是因為國際人權的最低保障性，理論上不會發生國際人權法反倒限縮國內憲法的基本權保障的情形，所以法官們解釋、適用憲法中已明白保障之基本權，大可放心使用國際人權公約，衡量我國憲法保障與國際人權法，擇優適用。相反地，人權保障體制相對完善的台灣，儘管我們的憲法包涵了公政公約裡的每個權利，而其他經社文權利，例如適足居住權、健康權等，亦可能透過憲法22條解釋出來，卻在實務上顯得保守。

人是權利享有主體（beneficiary）

相較其他國際條約規範國家間權利義務關係，國際人權法所關注的是國家與其管轄領域（有實質控制的）範圍內人民之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國際人權法的法律目的就是「人」本身，人享有權利不以符合特定價值、盡到特定義務為前提。因此享有人權不必倚賴憲法／基本法的賦予，就像上面提到的：人之所以為人，就能是權利主體（亦稱權利人，即有權之人）。

呈現在公約裡的諸多權利中，都包含了人的「參與權」，而這背後其實假設了人民是公共生活中積極、知情的參與者，而不單單只是政策決定下被動的對象。也就是說，無論是都市計畫的環境／健康影響評估，或攸關教育內容的課綱爭議，由居民或受教者直接參與議定程序，都是人權所保障的。因此，人民所能參與的公共事務，絕非僅止於服公職和選舉投票。

相對於享有權利的人而言，保障人權的義務承擔者就是加入人權公約的國家。其主要義務有三：尊重（respect）、保護（protect）與實現（fulfill），而個別權利項目之間，國家義務亦有不同，請期待本文集後續文章進一步的說明。

All human rights are universal, indivisible and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related.

普世性 （universality）

人權是人基於尊嚴所應享有權利，同時也代表人權是普世的，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每一位人們都應該享有的。誠如1993年世界人權大會所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第5段及第32段表示：人權的享有不應有國家、區域之區別。儘管各國、各區域間，在歷史、文化、宗教上皆有差異，但不論各國政治、經濟體制為何，都應相同地保障人權。這就是人權普世的第一面向。

而權利普世的另一面向，就是國家應如何保障人權，取決於享有權利的主體（人）對於權利的平等享有：每一個人都應享有所有權利，不分男女、老幼、國家、種族、社會地位、身分、財富、宗教。人權即為人人一律平等享有之權利。

所以在國際間，儘管伊斯蘭國家與基督教國家文化迥異，其人民仍然同樣享有人權，伊斯蘭國家不應以國情不同，而正當化對婦女權利的限制或剝奪；在國家與其人民層次，富人與窮人應享有同樣的教育權。

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

所有的人權項目具有相等的重要性，不存在某權利優先，某權利劣後的問題。因此，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台灣都更爭議中，常聽聞將群體發展作為排斥適足居住之論述，是毫無道理的。

相互依賴性（interdependence）

所有人權項目彼此相互關連、互相影響。例如經社文公約第7號意見書再次重申這個特性，說明迫遷不僅只是居住權利受侵害，往往也會同時侵犯其他的人權，包括生命權、人身安全、隱私權以及財產權等。

這樣的相互依賴性，藉由上述種種公約共同的特性與原則，也呈現在各項人權公約之間。因此，任何權利的完全享有，都不會是孤立的，只有在全部的權利都享有的情況下，我們才能說國家盡到了保障人權的義務。舉例來說，一個讓人民賺錢賺飽飽，卻箝制言論、罔顧健康環境的國家，並不能被評價為守護人權的國家。

正因權利的相互依賴，人權公約理論上並不會發生「後法優先於前法」的情況，因為人的權利與國家義務只會越來越具體，例如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無障礙環境之提供，補充了公政公約的行動自由、教育、工作等權利的內容。

小結

國際人權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深刻反省。

當我們以國際人權法作為論述工具，必須認知人權法作為一個有效的法律體系，並非自助餐，不可只挑喜歡的作為論述支持。國際人權法中，也沒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小家子氣想法，當我們擁抱人權的價值時，就要了解到，我們擁抱的是所有人的，不分種族、宗教、語言、思想、性別的權利。

當我們以國際人權法作為論述工具時，也不能一廂情願地想像它萬能無敵，畢竟它也只是最低保障，而且時常不能擺脫國際政治包袱而顯得曖昧保守；當我們以國際人權法作為論述工具時，要時時回顧被援引的文件對台灣有什麼效力、權利內涵為何、國家義務又為何。

法律文字或許是枯燥的，但人權是浪漫的，就像沒味道的、容易被誤會是麥子，其實高纖又富含omega-3的藜麥，好好煮就會好好吃～唯有掌握了正確知識，才能做出最有力道的論述。以筆者心中對國際人權法為何最浪漫的引言作為總結，希望國際人權法來得及阻止人類自我毀滅。

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

Donnelly J,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93-98, 103-106

鄧衍森，國際人權法理論與實務（元照出版 2016），頁79-88

張文貞，《國際人權公約與憲法解釋：匯流的模式、功能及台灣實踐》，司法院大法官學術研討會－人權公約與我國憲法解釋，頁5-9

李建良，《論國際條約的國內法效力與法位階定序－國際條約與憲法解釋之關係的基礎課題》，廖福特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八輯（中央研究院法律所 2014），頁18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