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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客|酷兒群體:傳統性別氣質的模仿、改寫與再生產

作者:重木/微思客編輯

如今——在2017年的此刻——當我提到「同性戀」的時候,你首先會想到什麼?Ta們是什麼樣的人?問題甚至可以是,ta們是和其他人(直人)一樣的「人」嗎?我提這個問題或許奇怪,或許在當下的中國,它依舊未能引起人們對此真正地注意,而在另一些——對於同志群體生存充滿威脅——的國家與地區,這個問題很多時候就潛藏在那些偏見、暴力和虐殺的陰影裡,有時候甚至不是需要思考而是真切面對的。

建構「他者」

巴特勒(Judith Butler)留意到了這一點的重要性。從她於上世紀末所寫的《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開始,她在討論我們習以為常的性別問題時,意識到了存在這一系列問題背後的建構權力。於是,從這個世紀初,巴特勒的研究明顯轉向,通過討論美國911及其之後美國對於他國的報復性戰爭所引發一系列的惡性結果,巴特勒指出了存在於戰爭中的對於「人」的規範框架權力,即我們傳統的戰爭是通過建構一批「他者」和「非人」來進行的。

對於我方而言,敵人被建構為「非我」,所以殺死他,往往就不必承擔殺人的罪過和道德危機。

提起這些,是為了給我們接下來關於酷兒群體(有時我會混用同志群體這個稱謂)在性別氣質問題上的模仿、改寫和再生產討論建立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隨著當下西方諸國對於同志權益保護越來越深入,同志這一群體也漸漸開始在一個社會和國家中獲得了一些基本權利。我們這裡首先指明的是籠統的「西方諸國」,因為對於非洲、亞洲以及世界更多的地區和國家,對此依舊高壓——我們只要稍微留意相關新聞,關於對同志群體的偏見、迫害和謀殺幾乎每天都在進行。

這些對我們而言,或許是天方夜譚,但對於生活在牙買加、伊朗以及俄羅斯等國的同志而言,卻就是再真實不過的日常生活。這裡有一個再簡單不過且又十分複雜的問題,其實許多人或許都在心底想過,但似乎很少人真正地把它說出口,即:「我們為什麼討厭/仇恨同志?」

這個問題似乎很簡單,由此每個人都能立即給出自己的答案,但如果我們能稍微注意下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其背後其實也都有著一條十分清晰明白的理由,即「因為他們和我們不一樣」。這是一個很基礎的理由,卻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理由,因為由於我們人類本身的社會公共性,而導致我們其實不可能成為如自由主義所稱的「原子化」個人,我們總是——無論情願與否——處於社會之中,處於與他人的關係之中。

這種關係是無法真正切斷的。我不是獨自一人存在於這個世界,總有他人的出現,與我同在。在這個最根本的基礎上,西方建構了本體論的形而上學,通過把「他者」的客體化,已達到建構「我」的自我主體同一性目的。以上是對西方基礎形而上學中的主體論最粗略地簡介,而從柏拉圖到黑格爾,都是如此。

黑格爾(G.W.F. Hegel)是西方形而上學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後,傳統西方形而上學似乎就耗盡了所有可能,而面臨被批判和解體的困境,也由此進入現代西方哲學階段。但也正是在黑格爾這裡,他為其後討論主客體的哲學家提供了一條可能的出路。

在《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他者」是自我意識的分裂產物,而後者最終會發現那個「他者」就是自己,由此通過對「他者」的揚棄而達到對於自己通往理性的道路。而黑格爾在討論「另一個意識」的時候,他也發現它就是「另一個自我意識」,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承認了「他者」所可能存在的自為和獨立性。從這裡開始,其後的哲學家(從尼采、海德格爾到阿多諾、傅柯和當下的巴特勒)都開始關注客體「他者」的狀況,從而探索另一種可能。

從「主奴辯證」到他人即地獄

在黑格爾經典的主奴辯證中,存在於主客體雙方中的是鬥爭,並且在黑格爾看來,主人永遠不會僅僅滿足於奴隸對自己的承認,因為奴隸始終是和主人不同的;在主人看來,奴隸是「非我」,是難以真正提供他所需要的承認的,所以在某種隱秘的不安中,他必須賦予奴隸以「人」的資格,由此來完成自己的主體建構,而也正是主人漸漸地意識到奴隸存在的「人」性,而使得奴隸成為主體
巴特勒指出,被打壓就表示你進入了主體的視域,並且在它看來,你已經成了另一個威脅著它的主體,所以它必須打壓你,所以這也就暗示著被排斥的「他者」是存在獨立性的,即他能夠成為主體。但就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指出的,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被貶低為他人客體的危險,因此在他看來,他人即地獄。因為他人總是希望從我這裡得到些什麼,來增添或完成他自身的建構,而我則被排斥、被定型為「賤斥物」──借用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話來說。

因此,在繼承了黑格爾觀念的沙特眼中,這個世界充滿鬥爭,「我」和「他」永遠處於緊張的主奴關係中,只要一不小心就會被對方消滅。這似乎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謂的前國家社會,一切人反對一切人。

這樣的主客體二元對立,在其後的西方哲學發展中面臨質疑和接連不斷的批判,但這樣的觀念卻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跟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大軍進入其他地區與國家,並很快地就與當地的傳統文化中與之相似的觀念結合,生根發芽,落進每個人的思想中。所以,如果我們大略觀察近現代的——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敘事,就會發現,二元對立始終佔據中心,並且它通過與權力的結合,而形成了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知識-權力」結構,進而對其自然化,而獲得最基本且根深蒂固的中心地位。

我們是通過區分「我」和「他者」來建構自身的,像興起於18、19世紀的民族主義思潮,它的內核便是區分你我,而形成自己的民族認同。於「同」中求「異」,並以「異」來作為自己的身份特點,從而建構起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於是近代民族國家誕生,而那些曾經包攬著眾多民族的帝國也紛紛解體。「同性戀」這一範疇同樣在這段時間中形成,它是醫學的產物(現代「異性戀」範疇誕生於19世紀)。建構出一群人,也就是建構了有別於我的「他者」,所以是非我族類,因此在對於「他者」的不安和無知中,開始對其汙名化。

於是在近現代西方,原本屬於宗教中道德問題的同性戀罪人(sinner),如今變成了醫學和心理學上的身心有問題的病人,需要被醫治。這一條線最終發展到二戰中納粹對於集中營中的同志群體實施腦葉切除手術。而其殘存的流風,則演變成如今在中西方依舊盛行的所謂「治療」,例如厭惡療法和電擊療法等一系列殘虐的所謂醫學手段。

對於酷兒人群的病理化,是主流群體通過現代科學所建構的「他者」,以此來完善自我的主體性和認同,並且用酷兒人群既為自己的權力劃定疆界,也由此把他們徹底驅逐出去,成為「幽靈」。酷兒群體成了現代異性戀社會中最基本的「他者」範疇,由此來促進和保障父權社會的羅格斯中心主義長久存在。其中的男權、男性氣質等一系列問題也都得以延續,權力由此通過「父—子」系統得以傳遞而不毀。

性行為與權力

以上的討論是一個基本的背景演變,只有當我們對此有大概的瞭解,才能進一步或更好地理解接下來討論的這些問題,像傳統性別氣質。在通過打壓「他者」而建構「自我」的主體過程中,性別氣質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們如今能瞭解的世界各國文化中,幾乎十之八九都是父權制,即以男性為基礎和中心而建構起的權力等級制度。

為了形成必要的區別,不同性別、階級以及膚色(此問題可以加入美國白人對黑人的性別氣質的建構)被賦予了不同的性別氣質。在性別這一範疇中,我們很容易理解;在階級中,我們可以通過對於古希臘古羅馬的同性之間的性行為做簡略地討論。

在古希臘古羅馬,男性之間的性行為存在著十分嚴格的階級劃分,即處於主動方的男性的階級地位總是比處於被動方的男性階級地位要高。這裡存在嚴格的要求,即成年男性公民不能處於被動方,因為那是男/女伎和女人的位置。一個成年男性如果自願地處於被動方,將會是一件羞恥且可能為此而丟掉公民權的危險行為。所以,幾乎從一開始,人們就已經意識到存在於性行為中的權力問題。
權力和性別氣質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繫,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彼此依存的。而通過性交姿態──通過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伊瑞葛萊(Luce Irigaray)的研究,對於男女兩性生殖器意義的不同建構,也是重要因素——主動/插入(一系列由凸出之物(男性生殖器)積極主動的行為);被動/接受(女性生殖器「洞穴」,消極的承受)——建構起的兩性氣質由此成為基礎,並且在異性戀的權力矩陣中被不斷地言說、書寫和再生產,而達到最終的「自然化」。

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我們依舊會認為,男人應該是如何如何(大約都是些和陽剛、方正和硬等有關的詞語和描述),女人應該是如何如何(大都是陰、柔和曲線、軟等形象)的原因。

這樣的二元性別氣質在各個文化中都是父權制的統治基礎,所以不會遭遇攻擊,但隨著同志/酷兒群體的出現,傳統堅固的異性戀兩性性別氣質面臨危機。同志對傳統性別氣質最大的威脅或說是破壞是──他們模糊了傳統男女兩性根深蒂固的性別氣質形象,出現了「不男不女」的人。而就如上文提及的,因為傳統兩性性別氣質和主流父權制之間的聯繫,所以酷兒群體遭到報復和迫害也就是必然的。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黑格爾和沙特對於「我」與「他」鬥爭的幽靈。

從上世紀末開始,西方某些LGBTQ群體開始稱自己為queer。這個詞原本是異性戀用來謾駡羞辱LGBTQ群體,有「怪異、變態」等意思;而LGBTQ群體最終通過對於這一詞的挪用和改寫,而把它改造成用來表示自己身份認同的一個標籤,即他們是非主流的、是怪異的、是不受傳統二元性別氣質約束的人。解構和打破傳統堅固的二元性別氣質,是酷兒群體運動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同志」群體中二元對立的性別氣質

在酷兒群體對此奮鬥的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存在于酷兒群體中的二元對立性別氣質,即一些酷兒繼承了傳統父權制所建構的性別氣質。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以想像,因為酷兒也同樣生活成長於父權制社會和國家,所以他們從小就繼承了這樣的觀念(傳播和鞏固這些觀念的有國家,教會和學校等——根據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

在同志群體中存在的「出櫃」(coming out)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僅只是一個動作,它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一種「改變」,即從曾經生活了許久的「地方」走出來。按照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再根據伊瑞葛萊對該寓言的解讀:就是男性從黑暗的女性之地走出來,接受理性之光照在臉上,由此開始建構男性統治的世界。

但這一改變很多時候都並非徹底的,所以傳統的性別氣質依舊殘留甚至是全部留在他們的觀念中,因此對於「我」與「他」的劃分在同志(尤其是男同志)群體中便直白地和性行為聯繫在了一起,因而產生了所謂的「Top」(或稱其為1)和「Bottom」(0)。我個人很好奇這一劃分是來自於異性戀還是產生自同志群體內部。但很顯然的則是,這一劃分直接借鑒/模仿了異性戀模式,或者說它可能產生自性行為中姿態的不同(如上文所指出的,它本身就是建構在二元性別氣質的基礎上)。

在這一二元對立範疇中,Top代表在性行為中處於主動/插入一方,Bottom表示被動/被插入一方,由此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上文分析傳統二元性別氣質時指出的,建構了對立的男女兩性性別氣質,由此形成權力等級制度。這一現象在如今的男同志群體中表現的十分顯著。對一些男同志來說,「被插入」意味著自己被貶低為女性,處於被動消極的一方,由此我們從中依舊可以看出,問題依舊出在傳統對於女性的歧視。

在男同志群體中Top和Bottom的二元建構很快就自然地落入了異性戀的窠臼中。在性行為中,處於Top一方往往被建構為陽剛的男性,而處於Bottom則是陰柔的女性。

這一觀念不僅僅只存在於異性戀群體對同志群體的認知觀念中,同樣也存在於同志群體內部,即一些男同志把作為「Bottom」的同志放入異性戀中的「女性」範疇。所以最終形成了一個荒誕的局面,一個喜歡男人的男人卻把對方「貶低」為「類似女性」(此一心態明顯地存在於這個對照的過程),從而剝奪他在性關係中的主體權力地位。

在布迪厄看來,被統治者總是在不知不覺,甚至是無可奈何地內化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和規範,由此成為統治者權力的參與者和幫兇。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同志群體中,我們常聽說一句似開玩笑但很多時候卻十分令人悚然的話:「恐同即深櫃」。它的意思是說,有一些同志因為內化了父權制的兩性性別氣質而難以順利地接受自己的「異類」身份,而對其產生更加嚴重的排斥和厭惡,最終就會表現在他對——那些和自己一樣、卻又不會像他一樣感到羞辱和愧疚的——其他同志行為上,而這些行為往往都是暴力的。
與這一邏輯相似的討論往往還會涉及同性婚姻,一些同志對於婚姻的反對理由同樣來源於此,即傳統的婚姻模式是異性戀父權制的社會產物,同志群體一旦進入其中,就可能落入異性戀權力矩陣中,而失去其激進的酷兒一面。我贊成這一看法,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要看到,當下世界各國的婚姻不僅僅只代表異性戀的簡單結合,在這其上存在千絲萬縷的其他權利聯繫,例如財產繼承權、探視權和一系列只有被婚姻制度承認之後才能享有的權利

因此,對於傳統婚姻改革的一個可能方向便是把它與這些權利的聯繫解除。一些國家提供的民事伴侶法案,也就是用以解決這一權利分配問題的典型手段。在我看來,這也是可行的。當然,我們也不能給忘了婚姻所蘊含的一系列象徵意義,所以人們渴望婚姻,也會有這一方面的考慮。本文因篇幅緣故,對此就不再做過多討論。

小結:改寫和摹擬

所以,我們當下該如何面對在同志(酷兒)群體中,對於傳統二元性別氣質的這一繼承,甚至是鞏固趨勢?難道我們就此消極而無事可幹嗎?

巴特勒的回答顯然並非如此,在她看來,這裡可能存在「改寫」的潛能,即我們利用敵人的語言來言說自己的意思,從而達到對語言內涵改造的目的。


所以她指出,酷兒群體對於異性戀二元性別氣質的接納中可能存在著這樣的改寫潛能。我們可以借用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摹擬術語,即創造性地模仿。作Top並不意味著處於權力的上級,Bottom處於下級,這樣就會滑入傳統父權制的二元性別氣質建構的框架中,而再次形成壓迫等級。我們需要消滅的是被建構在「top和bottom」之間的權力幽靈,而只是把它們回復於性行為中的不同動作的指稱。

當然,我知道,在當下來看,這無異於異想天開,但我們卻必須警惕,因為就如蓋伊(Peter Gay)在研究現代主義時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這裡我們完全可以把它替換為父權制異性戀權力矩陣)有著強大的力量去把那些一開始存在著激進反傳統的東西(例如印象派)同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他們甚至最終同化了杜尚的現成品,而把他的小便池放入博物館之中,奉作偉大的藝術品。父權制世界同樣有著這樣的能力,把那些自稱為酷兒的「非我」者收編,讓他們成為自己矩陣中的一部分,從而使得改變成為黃粱一夢。

在美國19世紀的一次女性主義會議上,一個黑人女性敞開自己衣服,袒露乳房問那些白人女性:「難道我不是女人嗎?」以此提醒她們,存在於她們所主張的女性權利爭取中主體範疇的侷限性。對於那位黑人女性而言,她該用怎樣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訴求和觀點?是使用那些白人女性的語言,還是自創屬於自己(黑人女性)的語言?

與這一質問遙相呼應的是20世紀著名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學者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問題:「底層的屬民得以言說嗎?」她所探討的問題同樣是最為被殖民者的第三世界這個「他者」,該如何言說?表達自己的歷史、文化和所遭遇的不幸與痛苦?
無論是同志或自稱酷兒的群體,在如今所面臨的同樣可以用這樣的質問來表達,即作為酷兒,該如何言說自我?言說「我」與「他」的關係?是利用主流的話語,還是創造自己的話語?如果使用權力者的語言,又該如何保障自己不會被深淵吞沒?因此,在這裡,巴勒特的觀點或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有待我們去更進一步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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