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犯罪故事:公眾與O·J·辛普森的對決》影評:我們的法庭能獲得正義嗎?

島上話題/影視內的法律

既是影評,自然有雷,以下請斟酌觀看。

作者:吳玟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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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劇的過程一直想到以前看過,跟種族議題相關的一部電影:《衝擊效應》。但這部既是真實事件改編,應該能使當時覺得《衝擊效應》劇情矯情的批評少一些,多一些對社會現實的反思。

《美國犯罪故事:公眾與O·J·辛普森的對決》(下稱美國犯罪故事)這部劇改編自美國1994年的真實案件:辛普森案(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v. Orenthal James Simpson)。

在這個案子中,知名美式足球球員、演員O·J·辛普森,被指控殺害了前妻妮可及其好友羅恩。

因為OJ名氣實在太大(他還在決定自首前,上演了一場電視轉播的逃亡秀),不只長達數月的審判電視全程轉播,連承辦本案的檢察官瑪莎都說這庭審真是太瘋狂了「通常大家都會找各種理由逃避耗時的案子,但這個案子,我不得不在一堆奇葩和渴望關注的人中篩選。」因為陪審團遴選時來的人實在太多了,OJ的律師也說「天啊,這好像他們搶到了湖人隊比賽的場邊席。」

這個大案子經過了檢辯雙方的一連串問答,最後挑選出了12個陪審員,必須在最後決定OJ是否犯下這兩宗謀殺罪。

而這樣知名的程度,讓審判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間。
不只是在陪審員遴選時,雙方有足夠的類型可以費盡心機挑選:「要黑人女性」、「少一點白人」,連場外的媒體們也都瘋狂挖掘跟本案有關的故事,在劇中也能看到審檢辯三方不時看著電視在工作,很顯然的受到了輿論的影響。

一場應該了解事實、基於事實做出決定的審判,頓時參雜了許多雜質,正如另一位黑人檢察官達頓所言:「現在這件事帶上了情緒色彩,不是理性案件了」。陪審團要根據DNA、各種物證、人證來認定OJ有犯案;還是要相信辯方的說法,相信提出的證據有問題,甚至認為這是一個仇視黑人的警方,為了拉下黑人明星捏造出來的案件呢?

這部戲很嚴肅,它沒有浪漫的愛情故事、爆笑的情節或英雄救世的橋段,它在講歧視,是如何主宰我們的待人處事,甚至以這種知名案件講述這種不公平如何影響應該理性的法庭。

戲劇主軸不是討論OJ有沒有罪,而是檢辯雙方如何處理案件、操弄民意,甚至還花了一集描述陪審團如同活在監獄的感受。看完這部高還原度的影集,我們可以大致理解一場有陪審團參與的世紀審判是什麼樣子,包括它的耗時耗力、制度運作,以及圍繞在制度的各種不理性。下面就來談談,我們與生俱來的限制,如何阻礙法庭獲取正義。

我們與他們

OJ的律師團在討論案件時,自視甚高、參與案件只為追求名利的白人律師巴柏,對著本案最重要的黑人律師寇克朗說:「檢方認為他們佔上風,但並非如此,因為我們有你,你了解『這些人』如何思考。」
「這些人」一被巴柏無意地說出,在場律師都傻住了,寇克朗也跟巴柏說在這案子裡,措辭務必小心。

「這些人」代表了我跟他不一樣,黑人與白人,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而偏見與歧視的源頭,正是因為我們將人們分為各個不一樣的團體。
某方面來說,將人分門別類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此我們可以迅速對他們形成印象,根據經驗來進行互動,而這社會上有太多事件要關注,所以這種做法是很節省精力的。比如「哇我們是同鄉還同校,那你知道那個校長室超髒的嗎,還有老鼠蟑螂…..對對對你也知道…..」這樣的過程是不是省了很多互動的精力呢?

在將人分門別類時,被我們認同的團體稱為內團體(ingroup),其他人組成的團體則是外團體(outgroup),我們也會根據內外團體的不同,以不同方式看待他們。比如我是第一志願畢業的、他又髒又臭、我們住在高級住宅區、他們喜歡同性別的人,這都是我們進行分類時的依據,進而影響人與人的相處,而這種分類有時是無可避免的。

但要注意,就算這是無可避免的,這種節省精力的作法,很容易導致我們高估或低估彼此間的不同,進而產生團體間的衝突:輕微的情況可能只是分辨不出不同團體成員的臉孔,嚴重一點甚至會以處理物體的方式來面對外團體的人。

除了上述我們對於外團體會有不同態度的例子外,進行分類還有一個經常被非議的情形--「汙名化」。
當某一團體的特質,持續被偏見或歧視影響,成為負面刻板印象目標的個體,也會被他人認為是不正常,並在社會中被他人貶低。常見的被分類--然後被汙名化的例子,就是《美國犯罪故事》中的種族問題。

而汙名化會導致弱勢團體遭受不公平的對待,不論是人際關係上或是法律規範上。

歧視與審判

當我們開始分辨敵我,然後以歧視或偏見的態度對待被汙名化的外團體時,就可能會發生下面這種事:

在本案中,唯一一個檢辯雙方都討厭的人物--馬克福曼,是個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雖然他一直說自己不是),他就是歧視的代表,他反對、仇視黑人,只因為他們是黑人,所以他會刑求黑人、為了陷害黑人捏造證據。
在寇克朗要到南方的北卡羅萊納州,找法官執行傳票,好讓他們拿到足以翻轉案情的關鍵證物時,那兒的法官卻讓在法庭上無往不利的寇克朗挨了一記悶棍--他想要上前法官說不行、一臉不屑地看著他,最後甚至不執行傳票。隨後他們只是換了一個白人律師,在法庭上講了一堆無意義的話,那群法官就改變心意了。

當歧視進入審判,除了上面提到的個體便擁有的歧視外,在有陪審團的審判,為了讓陪審員更好理解事情,參雜歧視元素的故事會被講述,進而取代證據。
寇克朗就說了:「證據不能贏得案子,陪審團相信合理的說法,我們要講個故事,我們的工作就是講得比對方還好。」

應該根據證據,理性進行的審判,被故事取代,而且是好看、充滿了戲劇性的故事:有種族歧視、一大堆不良紀錄的警察為了誣陷黑人明星,所以捏造證據!而警方在蒐證中的種種過失也讓陪審團更能夠相信這個說法。
「一個帥氣迷人、天賦非凡的普通黑人孩子,努力獲得成功,卻從講台被推下來,扔進監獄裡,就跟很多黑人一樣。」案件走向最後確實如達頓檢察官所說,OJ的律師成功的講了一個吸引關注的故事,不只吸引陪審團,更吸引了許許多多無關的民眾,讓輿論更加失控。

除了種族問題,性別問題也在案件中頻繁被提到。

瑪莎檢察官因為他的女性身分,從髮型、穿著到說話語調及方式都被放大檢視,逼得他最後不得不妥協,才能順利進行法庭工作。這雖然看似與最後的判決結果無關,但也能從瑪莎的遭遇,看見法庭內影響案件走向的因素同樣不理性。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法庭?

我們想要一個重視證據的法庭,還是一個只講故事的法庭?

人類的天性導致我們的社會充斥著不公平,當這種不理性的天性進到了要求理性的法庭時,必須正視一個問題:我們不是神,我們無法總是保持理性,某些偏見甚至歧視,會因每個人的成長背景、知識多寡的差異,默默在我們自認的理性之下運作。
《美國犯罪故事》這部劇告訴我們,當人類主導司法體系,不論是一個法官也好、三個法官也好、陪審團、參審團,或是司法院打算推行的國民法官也好,都必須正視我們有著極難改變、可能促使不正義的天性。

知道這個事實後,應該促進正義的、充滿光輝的法庭上,似乎蒙上了一片灰塵。

但我們不是沒有機會揮別這些灰塵,找回正義。

被大家討厭的警察馬克福曼,在出現證據可以證明他是歧視黑人的種族主義者前,瑪莎不顧達頓認為福曼之後一定會有問題,所以不能用的建議,堅持讓福曼當證人,因為瑪莎認為達頓是黑人,所以判斷失準。而在最後出現了關鍵證據,證明達頓的想法才是正確的時候,瑪莎道了歉,並說了一句話:「看來我們應該聽聽彼此的建議。」

當我們正視自己的不理性,願意彼此交流想法、價值與目標,那就有機會改善不好的天性,就算在聽的是故事而不是證據,在做判斷時也能不受到「歧視」的灰塵蒙蔽雙眼,瑪莎的那句話,或許就是掃除灰塵的辦法。

這部劇告訴我們:問題就在那了。

只有正視問題,才有機會改變;正視我們的法庭充斥著不理性,我們才有機會追求真正的正義。

最近司法院打算推行國民法官這個新制度,與此同時,關心司法改革的朋友或許可以看看這部《美國犯罪故事》,思考一下那樣的法庭是我們所期待的嗎?如果不是,我們又該期待什麼樣的法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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