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翰|歷史詮釋、記憶政治與國族建構:烏克蘭的「班德拉」爭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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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們談到功過評價兩極的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有人尊崇他為民族英雄,有人認為他是法西斯象徵。班德拉的爭議,直至今日仍影響著烏克蘭的政治與社會。

2017年的一場專訪中,波蘭現任執政黨黨魁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表示,如果烏克蘭政府持續推崇班德拉,波蘭將抵制烏克蘭進入歐盟。2018年2月,波蘭政府通過法律禁止「班德拉思想」與「否認沃倫大屠殺(Wola massacre)」,但遭到現任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的公開抨擊。

而在更早前,親俄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擊敗對手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擔任總統後,2011年立即宣布撤回班德拉的英雄頭銜。然而,隨著2013年底開始的反亞努科維奇政府示威,到隔年烏克蘭親歐盟示威(下稱廣場革命)的發生,班德拉頭像大量湧現在反政府的人群團體中,班德拉主義也隨著波羅申科政府的上台越發高漲。

至今,在烏克蘭複雜的國內外情勢下,特別是在「抗俄」情緒與「去共化」政策實行的推波助瀾,推崇班德拉的行為已經越演越烈。

廣場革命以降,許多地區都會在1月1日慶祝班德拉誕辰,部分烏克蘭城市更宣布授予班德拉「榮譽市民」稱號。2018年12月14日,利維夫(Lviv)地區議會更決議2019年為「班德拉年」,這立刻引起以色列駐烏克蘭大使Joel Lion公開在推特上表達他的憤怒,此爭議仍持續至今。

對於支持班德拉的人來說,這些國內外的反彈聲音顯然是「帝國主義的干涉」與「外國的陰謀」的證據,甚至讓他們因此益加堅定班德拉路線;對於反對者來說,他們發出的或許只是不想歷史悲劇重蹈覆轍的警言。

烏克蘭國家的兩難處境:記憶與遺忘的交叉對話

2014年,日內瓦大學國際歷史與政治系教授Andre Liebich與該系研究員Oksana Myshlovska合著的論文指出,烏克蘭社會對班德拉記憶與紀念(Bandera: memorialization and commemoration)等行動背後的初始,僅是出於政治人物個人的算計。

回顧時機點,這不無道理。當2010年尤申科追授班德拉為「英雄」時,正是他爭取連任總統的選舉期間,而且他在第一輪的選舉中已然大幅落後其他對手。無論是爭取歷史地位,或是試圖透過激烈手段動員支持者,他的行為在此解釋框架中並不難理解。

然而,政治人物起先透過理性計算發動的行動,最終推動的卻是情感面向的烏克蘭民族主義,以及更為宏觀的烏克蘭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過程。這一切又在面對強鄰俄羅斯威脅的背景下更為強化。

建構者與追隨者透過剪裁與記憶班德拉、OUN和UPA的事蹟,彷彿感受到一股超越個人式的召喚,引領「烏克蘭人」擺脫歷史記憶中的被宰制,邁向獨立自主與自信的道路。這或許是面對不同的反對意見,政府以及相關的支持者不僅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勇往直前的原因。

但他們「記憶」中的班德拉,並沒有在普遍意義上為所有人共享。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十一章〈記憶與遺忘〉中,提及了發生在每個「現代國家」歷史上的「手足相殘」。於是乎,法國史上的「聖巴托羅謬慘案」與「南方屠殺事件」、英國的「征服者威廉」與美國的「內戰」都被重新框構(framing)為民族史上的悲劇。

當談到1941年納粹德國佔領烏克蘭全境(1941-1943)初期即進行的「娘子谷大屠殺」(Babi Yar,亦有翻作巴比雅大屠殺),政界、學界與社會人士哀悼「那是全體烏克蘭人」的痛。但許多人對於納粹能在如此短期間殘殺大量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反納粹的烏克蘭人、俄羅斯人與其他當時的蘇聯戰俘所涉及的當地協助者(collaborators)要素卻頗有異議,採取低調迴避的態度。

這種對二戰時期的種種「記憶與遺忘」,也同時反映並影響了當代烏克蘭的對外關係。

面對鄰國的質詢,包括波蘭政府在關於沃倫大屠殺的議題,許多人究責於「納粹」,強調共同「被征服」與「被壓迫」的苦痛,卻選擇性的淡化班德拉思想中同樣不包容異己的一面。甚者,基於打擊當代俄羅斯的政治需要,烏克蘭政府主張雙方是「共同夥伴關係」,應當攜手面對「共同的敵人」。

這樣的作法某方面相比於60年前「班德拉—納粹」關係可以說相差無幾,事實上也將烏克蘭置於一個兩難處境。同樣的,高舉班德拉,亦可能進一步加深烏克蘭國內西部與東部的裂隙。

班德拉認定的烏克蘭是從西烏克蘭的角度出發,領土上雖然包括東烏克蘭,但是文化上他提倡的是西烏克蘭文化主導的烏克蘭。不過,本文仍無法驟然研判出身西烏克蘭地區、主張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的班德拉,當年如何看待東烏克蘭地區盛行的俄文化;也無法深究他當年的反蘇行動中,究竟有多少意識形態成分是出於反共還是反俄。

然而,本文仍大膽論述,對於運用他作為政治符號來反對當前的俄羅斯,從烏東地區以多數俄語為母語的「烏克蘭人」來說,不啻已經觸發他們心中的認同安全困境(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情緒。[註1]

從最壞的情節預設,在高舉班德拉旗幟下的「反共抗俄」背後,不僅潛藏著、也同時已被嫁接了的,是深層敵視俄語與俄文化的心態。更何況,班德拉的頭像已屢被烏克蘭極右派政黨與國內新納粹團體奉為精神象徵。許多捍衛烏克蘭國家但長期爭取俄語、俄文化地位的人們,在此氛圍下更顯焦慮。

延伸來說,這些是進一步討論烏東地區叛亂近遠因不能被忽略的脈絡。而這種情況對於烏克蘭國內其他少數族裔如波蘭人、羅馬尼亞人與匈牙利人等也同樣適用。

如何理解「班德拉主義」現象

自從前蘇聯獨立以來,烏克蘭國家可以說是跌跌撞撞,一路走來總在找尋自己的定位;面對周邊的強鄰,特別是普京執政下的俄羅斯,烏克蘭亟欲在各方面重構「烏克蘭人」。這種多方面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感,身處台灣的我們似乎特別能感同身受。

然而,帶著一種片面的、簡化的與去脈絡化的移情作用去討論烏克蘭,對實際情況的掌握恐怕會想像高過於實際。甚而,進一步影響的,是我們挾烏克蘭的狀況比擬與判斷自身所導致的偏差。比如大部分的媒體一提到烏克蘭的衝突就只有烏俄衝突,彷彿衝突都是東邊來的;但從這案例中,其實可以看到衝突很大一個因素也是西烏克蘭方面造成的。

透過本文的介紹,我們不禁代入烏克蘭,反思選擇班德拉做為強化認同的驅動引擎,其可能付出的代價是逐漸交惡的國際關係,以及國內俄語人口的疑慮和反彈。在內憂外患之間,高舉爭議性高的歷史形象,似乎更應該設想結果與其代價之間是否應該重新平衡。

在當前世界諸國政治氛圍紛紛「向右轉」下,烏克蘭班德拉主義與班德拉現象的崛起並非偶然。但還值得強調的是,當前烏克蘭的極右派政黨得票率尚未有大幅度的增長。根據目前的民調,2019年的總統大選可能還會由被認為較為反對外交一面倒、主張平衡歐俄的前總理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取得勝利。

因此明年之後的烏克蘭走向為何,有待觀察。長期來看,班德拉現象所影響的,究竟是只有更為強化的烏克蘭國家認同,或導致全體政治極右派化,還是會體現在不同層次中的不同影響,也值得再關切。

[註1] 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迄今在中文學術圈裡似乎還未有直接對應的翻譯詞。由於在族群衝突研究的文獻中,該詞常被應用於討論族群/社會關於認同上的兩難問題,本文在此翻作「認同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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