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宗翰|歷史詮釋、記憶政治與國族建構:烏克蘭的「班德拉」爭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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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台灣人因烏克蘭面臨俄羅斯威脅及衝突,而開始關注俄烏關係,甚至投射或對比中台/兩岸的情況。筆者認為這種論調仍需要更嚴謹的分析。本文擬透過一場現正發生的「班德拉爭議」,嘗試指出:烏克蘭的衝突議題並非僅被烏俄關係所主導(東邊);反而,衝突的源頭涉及其當代國族建構與民主化/去共產化的過程(西邊)。

無論是烏克蘭親歐盟示威(Euromaidan,亦稱廣場革命),以及許多烏克蘭的反俄示威遊行,常可見集結者高舉一個頭像看板——斯捷潘・安德里約維奇・班德拉(Stepan Andriyovych Bandera)——當代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象徵。後廣場革命年代,隨著烏國民主化進程及政府大規模的「去共產化」政策,「班德拉主義」(Bandera ideology)也順勢在各地愈發高漲。

然而,種種地區自發與國家主導的推崇班德拉現象,隨即引發烏克蘭內部與鄰國的齟齬。班德拉為什麼會引起爭議?在當代烏克蘭的社會脈絡裡,「班德拉主義」又意味著什麼?本文簡短介紹此一人物後,反思當代烏克蘭國族建構中的論述困境與衝突,並在結論討論班德拉爭議對台灣的啟發,以及烏台的可比與不可比性。

班德拉的生平(1909-1959)

1909年1月1日,班德拉出生於現今烏克蘭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Ivano-Frankivsk Oblast)的舊烏格里尼夫(Uhryniv Staryi)。當時,那裡屬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王國(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簡稱加利西亞。

隨著一戰後奧匈帝國崩解、俄羅斯十月革命、紅白俄軍大戰與蘇聯的成立。舊烏格里尼夫也曾短暫屬於新成立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但隨後西烏克蘭就被一戰後復國的波蘭共和國所併吞。

1920年後,西烏克蘭與東邊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對,後者亦為蘇聯的創始會員國之一。兩個烏克蘭直到二戰期間才被蘇聯合併二者,並在蘇聯解體後持續統一至今。

成長於一個激情的戰亂年代,班德拉的童年到成年親歷奧匈帝國、波蘭、納粹德國與蘇聯的統治。油然而生的不滿感,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員都曾積極參與過戰爭,這些背景對於促成他的極端烏克蘭民族主義思想萌發茁壯,不啻為正面效果。

前文提到,由於舊烏格里尼夫被併入波蘭,為了鞏固其對波蘭的國家認同,當時的波蘭政府對西烏克蘭地區與當地居民強制施以同化政策,包括強迫信仰改宗,還有必須先宣誓效忠波蘭才得以求學。儘管如此,他們的許多權利相較於其他波蘭族裔公民,仍不平等。

1928年在被波蘭政府拒絕允許前往捷克求學後,班德拉轉往利維夫(Lviv)念大學。他在那裡參與不同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包括烏克蘭民族青年聯盟(Plast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of Ukraine)、自由烏克蘭聯盟(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Ukraine)以及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

其中,OUN是最為活躍也最激進的全國性團體。憑著熱情與堅毅的個性,班德拉在1933年成為該組織在加利西亞地區的執行長。爾後,由於策畫刺殺當時的波蘭內政部長,OUN又遭政府取締,班德拉兩次被逮捕入獄,被判處終身監禁。

1939年德蘇瓜分波蘭,班德拉也在之後出獄並前往德國占領下的克拉科夫(Krakow)。隔年,由於理念不同,班德拉率領其追隨者脫離原來的OUN,此後,他的團體被稱作OUN-B。

1941年6月30日,在納粹德國佔領烏克蘭全境之際,班德拉於利維夫發表了《烏克蘭復國宣言》(Act of Renewal of Ukrainian Statehood,亦有翻譯作烏克蘭國獨立宣言)——該名稱也可看出他們意欲強調烏克蘭長遠歷史的企圖。班德拉與其追隨者宣布建立一個統一的烏克蘭國,並表明他們願意「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共同建立歐洲與世界的新秩序」。緊接著,班德拉等人發動數日的「利維夫計畫」(Lviv progroms),大肆逮捕猶太人與波蘭人。

儘管表明出願意合作的態度,但由於班德拉過於激進的民族主義主張,納粹很快便容不下他。1942年,他與其他的OUN領袖被逮捕,並被送往專門關押政治犯的薩克森豪集中營(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不過,由於戰場情勢的丕變,在蘇軍奪回且控制了全體烏克蘭後,納粹政府又重新審視班德拉與OUN的價值。

1944年,班德拉被納粹釋放並給予資源,班德拉與OUN也在納粹支持下與其他烏克蘭組織展開合作,尤其是成立於1942年的烏克蘭反抗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UPA)。該組織同樣主張極端烏克蘭民族主義,並在歷史上從事反波蘭、反納粹德國、反蘇與反共的行動。

在面臨蘇軍情況下,烏克蘭反抗軍與納粹德國合作,並在二戰期間協助建立集中營,迫害波蘭人、猶太人、俄羅斯人等,也參與了沃倫大屠殺(Volhynia Massacre)。

二戰後,班德拉留在西德的慕尼黑,繼續從事反蘇聯與烏克蘭復國計畫。有資料顯示他與殘存的OUN團體在這段期間接受英國軍情6處(MI6)與美國中情局(CIA)的資助。1959年10月15日,班德拉被發現在慕尼黑遭人用氰化物毒殺,而兇手是KGB特工格別烏(Bohdan Stashynsky),他在兩年後被警方逮捕,並坦言他的行動是受到當時的蘇聯政府所指使。

班德拉是英雄還是納粹?

縱觀其生平軌跡,班德拉是個徹頭徹尾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也可以說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典型代表。

出於意識形態或個別動機的需要,烏克蘭國內許多人與團體分別從不同角度片面化擷取與重新詮釋他的一生經歷,刻意強調某些面向,或者淡化某些面向。但這些行為卻也在現實政治中發酵,從而導致烏克蘭國內外的爭議。

從年代來看,反蘇聯儘管主導了他的後半生事業,但他的前半生,即納粹德軍佔領西烏克蘭前,他主要參與的都是反波蘭政府的行動。德軍來到,當班德拉與其追隨者發現納粹可能成為阻礙時,也曾一度策畫進行反希特勒政府的計畫。因此班德拉與OUN和納粹之間的合作稱不上是理念相合,至多是暫時性的、策略性的同盟。

二戰後期,納粹顯然是試圖利用班德拉的跨烏克蘭組織網絡打擊蘇軍,而班德拉也樂得接受德軍的支援以進行自己的計劃。因而,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來說,班德拉可說是心志始終如一,稱之為民族英雄當之無愧。

然而,對反對班德拉的人來說,班德拉不僅是個反蘇聯者,更是個種族主義者。他與納粹合作的歷史已然成為一個不可抹滅的「政治不正確」汙點。

與班德拉有千絲萬縷關係的烏克蘭反抗軍,在二戰期間參與甚至主導對其他族群的迫害與屠殺更不是捏造的事實。對他們來說,班德拉與其所代表的思想極端可怕,無疑是另一種型態的法西斯納粹,換湯不換藥。

儘管如此,班德拉還是屢次被端上當代烏克蘭的政治舞台,並引發不同爭議。2010年1月22日,時任烏克蘭總統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即在2004年橙色革命時被下毒臉毀容後勝選總統的那位)宣布追授班德拉為「烏克蘭民族英雄」,而引起軒然大波。

在烏克蘭國內,烏克蘭猶太首席教士Moshe Reuven Azman立即宣布退回他的國家功勳獎章,指稱總統的做法讓「烏克蘭蒙羞」;一位來自克里米亞選區的國會議員則公開焚燒自己的護照以表達抗議。

同時,包括歐洲議會在內,波蘭、俄羅斯以及跨國猶太團體都同聲表達譴責。時任的波蘭總統卡欽斯基(Lech Kaczynski)公開批評尤申科是「將政治利益置於歷史事實之前」並明示他的做法將「危害兩國的關係」。

由此可見,班德拉及其詮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不管在烏克蘭國內外,或對整個歐洲而言,在歷史評價和政治事蹟上,至今都還是充滿爭議的。而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也衍生出當代烏克蘭國家有別於俄羅斯因素之外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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