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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12:03 法客電台

【促轉星期四 #05】法客電台×珞亦|1950 年代政治犯的樣貌,跟你想的一樣嗎?

珞亦高中時,常常在其母校新竹建功高中當個挑戰教育體制的「壞學生」,將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小說中的一段張貼在校園佈告欄,這件事和本集要聊的議題有什麼關係?

黎子松案:如果珞亦出生在1950年代可能已經被處死!?

曾經在 1950 年代發生過一樣的事情,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初來台,引發許多人民不滿,因此當時的學生做的事情和珞亦有異曲同工之妙,關心農民運動、社會運動,也有一位老師黎子松,時常在課堂上分享時事,甚至做更危險的事情——叫大家看書,推薦了魯迅的書籍,以及要大家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聽到這裡,或許你會認為「社會主義」聽起來有點左傾、共產黨的意味,但是這些 1950 年代的青年,與你想像的共產黨,可能不太一樣,聽下去就知道了。

在建功高中佈告欄貼文章、簡報的珞亦沒有因此受到什麼懲戒,但是黎子松老師,被判死刑,相關參與的學生也被以參加叛亂組織之罪名而被關。

組讀書會、讀社會主義的書籍,於戒嚴時期,有所謂懲治叛亂條例的第二條第一項,俗稱二條一,只要法官判定你有顛覆國家的意圖,就會被判刑,亦即思想是國家不容許的,就是唯一死刑,珞亦說道,由於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來台,要對抗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為社會主義,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不想要社會存在社會主義的思想。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比較關心社會議題」的一群,關心農民、勞工等議題,於思想上做某程度的反抗,想要國家有更好作為的人民,就會被扣上意圖顛覆國家政權。

李登輝就曾經參加過「共產黨」,按照國史館李登輝口述史,由於 1947 年以後的二二八事件與後續一系列事件,使得人們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感到失望,為了台灣的未來要反對國民黨,戰爭破壞整體生活環境,人民失去生活依靠,台灣知識份子不管再有什麼精神與思考,還是要有物質的建設,共產主義即是以物質建設為優先。珞亦說道,李登輝曾經說過一句話:「人不是一下子就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過去我的認識不夠,像浮士德說的,『卡早我的眼睛濁濁的。』」也就是當時人們不一定知道什麼是最正確的選擇,但是在一個共同目標,為台灣好的基礎之下,透過各種選擇方式,才知道什麼是對的。

戰後的第一號思想犯,變調的特工隊員

黃華昌自稱為戰後的第一號思想犯,變調的特工隊員。日治時代,黃華昌 14 歲考上少年飛行兵,搭乘「富士丸」赴日,遭魚雷攻擊,逃過一劫。抵達日本後,16 歲接受特攻隊各種訓練;戰後,戰敗國變成戰勝國,輾轉流浪原爆後的長崎。17 歲返台,對「祖國」的希望變絕望,參與二二八,之後逃亡 1 年。為了打倒國民黨,20 歲加入地下組織,準備前往中國,接受訓練,解放台灣,計畫未成;21 歲被捕,火燒島坐牢 10 年。他曾經說過:「比起艱澀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理論,建立一個不受列強淒美的新台灣才使我深受感動」珞亦說道,這是當時的臺灣人都會經歷的過程,一心其實只想對抗無能腐敗的國民黨政權,而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並沒有過多的想像與幻想。

吳聲潤一開始認為所謂的「祖國」為中華民國,但是同樣是由於二二八事件與後續一系列事件,使得他對於期待中華民國政府回歸祖國的夢破滅,轉而期待起隔著海峽的中共政權,加上日治時期留日的學生,多半受到日本文化界左傾思潮激盪影響,戰後又因為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的關係,以及台灣內的情勢,逐漸轉而支持「新中國」。在如此歷史脈絡下,對於祖國的想像就是如此擺動,2014 年 318 運動吳聲潤來到立法院,而他心中祖國的圖像也漸漸清晰,他認為祖國就是「臺灣」。

珞亦說道,受到 1950 年代歷史脈絡影響下,人們的思想就是如此擺盪,我們無法一概用現今的政治思想或政治詞彙來貼上針對不同事情的標籤,因此也不能用現今共產黨的概念,去理解 1950 年代政治犯所加入的共產黨。

為什麼促轉會要撤銷有罪判決、有哪些知名人士?

促轉會近幾年執行撤銷有罪判決,也就是以中華民國的「國家立場」,宣告這份名單上曾經被裁判為「參加叛亂之組織」、「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等罪名的政治受難者「事實上無罪」。然而,為什麼促轉會現在要撤銷這些有罪判決?

威權統治時期,其實有許多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而造成許多冤錯假案。例如,一位政治犯羅財寶由於知匪不報被判處有刑徒刑七年,因為出生於農民家庭,堂弟加入共產黨沒有向政府舉報而被關,最後死於獄中。因此藉由重新調查,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歷史真相。

1950 年代的「匪諜」可能不是你想像的「共匪」

現今對於「共產黨」的認知,可能會認為這群人就是「共匪」,也就是「統一台灣」,但是珞亦說道, 白色恐怖被認為是「匪諜」的這群人,就是熱愛大中華、想要統一台灣嗎?可能根本不是,但是卻在極度粗糙的追訴及審判程序之下槍決。但是 1950 年代的政治犯,在當時兩岸情勢中,當初兩岸分治還只是一種暫時的狀態,對於「國家統一」這件事情,其實是並沒有像現在那麼清晰的,所以可能無法用統一這件事情去詮釋地下活動的動機,目的可能僅僅是為了對抗威權政權。

講到最近一則新聞,中國在北京西山立了一個無名英雄紀念碑,上面的名字與促轉會公告的撤銷有罪判決的名字有些重疊,珞亦說道,這個「中共烈士」紀念碑有幾個問題,就像前述所提,在當時歷史脈絡之下,是無法單用「中共烈士」來一概而論,再者,名單當中有許多前輩仍健在以及人名誤寫或出現兩次的狀況,並且這個紀念碑並無法立體的呈現當時人物的形象,沒有將其人之歷史、思想及故事寫出來,造成由於貼上「烈士」的標籤而誤解歷史脈絡的情形。

珞亦提到紀念碑的一位人物,陳智雄其實是個台獨份子,因為幫助印尼獨立運動,後來回到臺灣被判處死刑,以及著名台獨運動泰源事件中的人物也在紀念碑上可見。這是因為「烈士碑」就是直接抄用臺灣的名單。但上述這些人不一定支持中共也並非中共黨員。

甚至可以這樣說,戰後初期的「肅清匪諜」,到 1970 年代以後,逐漸變成黨外、台獨和中共被莫名其妙地劃上等號,都成為需要被肅清的對象,由於這三者的共通性都是挑戰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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