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人類行為模式，增進疫苗施打率？｜白目觀點

自從COVID-19疫情在台灣蔓延以來，施打疫苗成為了全民訴求。但由於全球疫苗分配不均、以及外交困境問題，台灣也落入了疫苗短缺的問題。除了等待國產疫苗的現世以外，得以進口的疫苗，例如AZ以及莫德納都成為了全民討論的熱點。

身為人民，當然想要選擇對自己最安全的方式保護自己，也因如此大家在疫苗的選擇上都相當謹慎小心。近來許多資訊顯示，許多人民在疫苗短缺的同時，仍然不願意施打AZ疫苗，因為其副作用過大，再加上許多新聞的報導，讓更多人深信AZ疫苗對自己有害無利。

但身為政府的決策者們可不這麼想，因為為了防止疫情繼續蔓延，讓疫苗接種的比例提高是勢在必行。換句話說，提高疫苗接種率才是阻止COVID-19繼續惡化、讓全民生活回到正軌的解方。

就在政府與人民想法不同調的情況之下，如何透過政策來影響全民疫苗接種的意願成為了政府的盪手山芋。

以下，擬簡單透過「行為法律經濟學」的角度，提供另一種使疫苗施打更有效率的觀察方式。

行為經濟學是什麼？跟法律又有什麼關係？

所謂行為經濟學，是一門將心理學與經濟學結合的科學，透過實驗的方式來說明：人的決策過程中，多少保有相當程度的不理性，因此可以進一步透過外部「推力」（nudge)，來解決這樣的抉擇錯誤，達成理性目的。

在過去，傳統經濟學都假設每個人會做出理性的選擇，並由於理性驅使，每個人都會選擇讓利益最大化的選項。

然而近年，行為經濟學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此類學者認為人雖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限，且因同情心與有限的自制力，讓人們在獲取資訊做出決策的時候，往往資訊獲取不足，並容易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偏好。

在這樣的假設之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教授（Daniel Kahneman）認為傳統經濟學的理論無法真正說明人的決策過程；因為傳統經濟學並沒有把人的心理反應放入考量。

他在實驗中認為人的決策過程受到二種思考影響，一個是理性、另一個則是捷思（heuristic）。跟一般人想的可能會不太一樣，在許多情況之下，人們其實不會透過「理性」思考決策，而是透過「捷思」的方式做出決策。

換句話說，在捷思的決策過程中，會傾向選擇經驗上所能預見的最小風險、甚至是最熟悉的選項；這是一種在理性分析之前就會做出的決定，而不會完全經過利益風險的衡量過程。

因此在康納曼的實驗之下，他發現了人在獲利的情況下會驅於保守，並不會選擇利益最大化的選項，反而會選擇「風險最小」的選項；相對來說，人在虧損的情況下，則會選擇「風險高獲利大」的選項。

這個理論稱之為「損失規避理論」（Loss Aversion）。它改變了既有的經濟學思考，因為傳統經濟學認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人都會選擇「利益最大化」的選項，並透過個人利益最大化、來讓整體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但損失規避理論的提出，修正了傳統濟經學的假設基礎。

損失避規理論在後來也發展出了許多應用，例如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以及現狀偏差（Status quo bias）。

稟賦效應指出，人在擁有一項物品的時候往往會誇大該物品的價值也因此更不願意交換該物品。而現狀偏差則指出人們偏向安於現狀，而認為改變現狀的行為都會是一種損失。

而這些心理因素，正是會影響人們做決策的過程，也讓不少學者進一步將行為經濟學應用到了法律，而形成了「行為法律經濟分析」。

用「推力」達成法律想要的目標

既然認知到人的決策過程，可能會產生種種偏差，要如何修正這樣的偏差，並將人的決策推回到「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思考上，便成為了接下來的課題。

哈佛法學教授桑斯坦（Cass R.Sunstein）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H. Thaler）提出了「推力」這套理論，用以說明如何透過政策來修正這樣的不理性錯誤。

推力是指，透過政策或是社會自有的規範，來推動、促進人民做出理性的選擇。那些規範可能會使用不同的表達方式、或是提供資訊來修正不理性選擇的情況，進而推動更加理性的選擇。

其中好比「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正是透過表達方式的改變，進而扭轉人的決策。讓我們看看下列例子：

【問題一】

A：若有個樂透有10%的機率可以贏得95元，但有90%的機率你會損失5塊錢?

B：有個樂透10%的機率可以贏得100元但有90%的機率什麼都沒有，你會花5塊錢買嗎?

【問題二】

A：本手術成功率80%，然而由於有20%的致死率會發生，需要簽訂手術同意書，說明家屬願意承擔此風險。

B：本手術成功率很高達到80%，雖然可能有失誤但只是少數人約佔20%，所以需要簽訂手術同意書表示暸解。

上述二個問題、四個選項說明的其實是同一個樂透遊戲、同一個手術，只是說法不同而已，但不同的說法卻會影響人的選擇結果。

在問題一當中，選擇B選項的人可能會較多，因為A選項強調了自我「損失」五塊錢，而讓人產生一種我只要沒得獎就會賠錢的感覺。而問題二當中，選擇B選項的人也可能較多，因為A選項中使用了「承擔」的文字，讓人感覺到可能不可預期的風險。

除了框架效應外，心理學上的預設選項（Default Option）也可以用以修正決策錯誤的行為。

預設選項效應說明了人在做選擇時，多半會選擇已經預設好的選項，只有少數人會不選擇預設選項（opt-out）。因此通常行為經濟學家會建議，政府可以透過將對人民較好、或是較能達到國家目的的選項做為預設選項，用以增進國家政策達成的效果，同時也能對人民帶來好處。

再來，還有像是心理學的定錨效應（Anchoring）。本概念指出，個人在做決策時，常會受到先前所獲取的資訊（相關不相關都可）影響，而容易做出不理性的偏差決定。

例如我們看到Sogo百貨樓下的超市，便會先入為主地覺得裡面的東西一定會比路邊的超商貴，但卻沒想到其實City Super也有賣「多喝水」。因此若事先可以知道哪邊會發生定錨效應，政府便可以透過政策來導正人民的偏見，例如提供更多正確資訊，或是透過輔導的方式，讓人民選擇政策所希望達到的選項。

該怎麼推，才能改善疫苗施打率？

首先，很多人對「疫苗施打」感到恐懼，因此針對這樣的框架效應上可以透過更溫和的說法，來解說疫苗產生的副作用，並強調群體免疫的好處，盡可能降低人民對於副作用的不安。

又或著可以將施打疫苗設定成預設選項，做為進出入室內場所或是上班上課的必要條件（在符合比例原則的前提下）。而若發現人民對於資訊的獲取有誤，而產生資訊偏差的時候，則可以進一步反駁錯誤資訊，或是透過輔導的方式讓人民擇取理想的選項。

政府要施打疫苗，就是為了達成群體免疫，進而杜絕COVID-19的疫情，讓全民恢復正常生活。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政府除了鼓勵人民的理性思考外，更要正視種種不理性的現象。畢竟人不是機器，無法隨時隨地都不受到情緒影響，也因此如何正視、回應人民的不理性才是政府真正的挑戰。

講到這邊，可能會有人認為：如此一來不就是政府控制人民的選項，但如同桑斯坦與塞勒指出：正因為人民所能取得的資訊有限，以致無法在通盤理解下做出決策，所以政府可以透過自身力量過濾出對人民有利的選項，再將這些選項提供給人民。

而這樣過濾資訊或提供資訊的過程，同時也降低了人民的決策成本。因此，政府雖然限制了人民的選擇項目，但實際上卻也在幫助人民降低決策成本、做出更好的選擇。

（本次主筆｜資深編輯　李濬勳）

＊本專欄法白主筆室「白目觀點」，每週三晚上更新，給您滿滿時事觀點。

 

【附帶一提】

本文並無要推廣任何疫苗的用意，選擇何等疫苗仍然是個人選擇。只是在達成「提高疫苗接種率」這個目的上，無論是法律經濟學或是行為法律經濟學都能提供相當不錯的理論基礎討論。而本文也只是提供一種觀點來討論疫苗政策爾爾，並沒有要推廣哪個國家的疫苗。

參考資料：

Arden Rowell & Cass R. Suntein, On Discounting Regulatory Benefits: Risk, Mone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Cass Sunstein,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Cass R. Sunstein & Richard H. Thaler,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Richard H. Thaler & Cass R. Sunstein, Nu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