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疫情假消息該管嗎？但傷害言論自由怎麼辦？｜非哥傳書

「假的！」疫情假消息該管嗎？但傷害言論自由怎麼辦？｜非哥傳書

專欄作者：李劍非。江湖人稱「非哥」、「大師兄」。公法訴訟律師，於大學兼任濫竽，對於言論自由情有獨鍾。

以下幾個真實案例，邀請大家一起想想：誰該負擔散播疫情假消息的法律責任呢？

一、劉某以手機於臉書上留言：「這場瘟疫比 17 年前的非典型肺炎更嚴重，用的藥副作用更大。如果出了特效藥，也只能保命，僅此而已！（註一）」事實上，發文當時並無任何新冠之特效藥。

二、何某於臉書上張貼：「SOGO 錢櫃聽說有人確診，好兄弟們，盡量避免，安全第一！」事實上，錢櫃 SOGO 店並無人確診新冠肺炎（註二）。

三、陳某於 LINE 群組內張貼錯誤訊息：「臺灣明天起實施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假期兩星期，從 2020 年 3 月 17 日開始，所有上班族學生（強制性）休假，以免傳播。」（註三）。

四、陸某於 LINE 群組中張貼錯誤訊息：「行政院宣布全臺 9 縣市明天起實施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假期兩個星期，從 2020 年 3 月 18 日開始，所有上班族、學生（強制性）休假，以免傳播，檢查連結以查看您的縣市是否已列出：http：//bit.ly/MandatoryPaidleave」（註四）。

在繼續閱讀文章以前，首先看看以上案例的法院結論：劉某「無」責任、何某「有」責任、陳某「無」責任、陸某「有」責任。

你是不是開始覺得：「假消息你搞得我好亂呀！」為什麼他們傳的訊息好相似，責任判斷上卻不一樣？假消息到底怎麼管？

什麼是假消息？假消息的法律責任有哪些？

其實我國法律並沒有針對「假消息」或「假訊息」規定任何定義，而國際上對於什麼是假消息，也一直有爭議。2021 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就曾指出：假消息定義的混亂，造成了言論自由被不當限制的危險，因此認為應把假消息限定為「有意傳播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不實訊息」（註五）。而我國官方及學者也多把假消息，指向是「不實訊息」、「虛構之事」或「故意捏造」（註六）。

除了傳統民事賠償責任及刑事誹謗罪外，如果散播疫情假消息，現行法規之下又會有什麼法律責任呢？主要有：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 63 條：散播傳染病流行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的刑事責任。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振興條例》）第 14 條：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的刑事責任。

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第 5 款：關於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的行政責任（原則處以三日以下拘留或罰鍰）。

從這些規定可以簡單理解，台灣針對疫情所管制的「假消息」，其實就是指「故意散佈疫情相關的謠言或不實訊息」，其中關鍵就是「非真實的資訊」；如果只是意見表達而不涉及事實正確與否，原則上就不用負擔假消息的責任。

舉例而言，如果有人於臉書上發表：「情勢會變成怎樣未確定，請大家儲備一個月份左右的糧食和生活必需品，並且立刻到銀行提領所有的存款」，由於這樣的言論只是個人對於疫情狀況的預判及建議，屬於「意見表達」，並未涉及「事實真假」的問題，也就不會引發前述法律責任（註七）。

但如果是直接於 LINE 群組中散佈如「光明街 XXX 麵店老闆的老公去萬華確診隔離」，因為這涉及不實的確診訊息，就會面臨上述法律責任（註八）。

假消息危害管制 v. 言論自由保障

上述規定攸關假消息的定義與適用看似明確，但真的是如此嗎？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故意散佈謠言或不實訊息固然有一定責任，但仔細看相關規定，這些假消息必須要「足生損害於公眾」或「足影響公共之安寧」，才會有對應的刑事和行政責任。

白話來說，就是不實訊息必須嚴重影響社會，才可以讓講假消息的人負起法律責任。

問題來了，判斷某些言論是否為謠言或不實訊息，對法官來說已經是不容易的工作，那該怎麼判斷不實訊息是否確實造成社會損害？標準又在哪裡呢？由於每個人對於社會損害的想像可能不一樣，也造就了就算在兩個情境下散佈近似的假消息，卻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法律責任。

例如本文開頭我們看到的例子，陳某和陸某幾乎是同時間於不同 LINE 群組，傳送「疫情與強制休假」的假消息，但在判斷是否影響公共安寧時，台中地方法院的法官認為：任何對於疫情及防疫物資等不實消息，都足以造成人心不安（註九）；基隆地方法院的法官則認為：是否休假是學生、上班族可以自行查證的事情，因此並無影響公共安寧的問題（註十）。

而上述法院在判斷假消息是否影響公共安寧，還是要信任大眾具備基本的查證能力，正是近年討論言論管制的熱門命題。

傳統上，言論自由精神強調維持言論市場的自由，儘量讓大眾市場中的各種訊息保持自然存在（包括錯誤或有害的訊息），並相信真理會越辯越明，因為言論市場能自動驅逐不好的言論（註十一）。但隨著假消息的出現，言論市場「失靈」的擔憂也逐漸浮出，市場失靈理論者認為，言論市場備受期待的功能，可能因為假消息的攪局而受到破壞（註十二）。

所以，同樣對於特定假消息是否影響公眾造成損害，篤信言論自由市場理論的人可能會傾向寬鬆一點，例如對於劉某於臉書上說「新冠疫情特效藥會有副作用」的假訊息，就可能因信賴一般人有辨別真假的能力與管道，而不對此篇貼文追訴假消息的刑事責任（註十三）。

相反的，擔憂言論市場失靈派則對於人們辨別假消息的能力感到懷疑，並認為如果放任假消息存在，將可能造成嚴重危害，所以像何某於臉書上張貼「唱歌地點有確診者」的內容，就會被認為是散佈錯誤確診地點與對象的假消息，可能會為大眾帶來恐慌，因而需要用刑事責任加以處罰（註十四）

所以，我們該對假消息怎麼辦？

天下太平時，言論自由和假消息管制之間本就很緊張；到了疫情時代，這個衝突於是更為明顯——難道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平衡點嗎？

2021 年 6 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促進和保護言論自由的特別報告員就「假消息及言論自由」提出特別報告，其中幾點建議值得我們反思（註十五）：

一、國家不應鼓勵或傳播贊助明知為假消息的訊息，且不應准許以斷網作為打擊假消息的手段。

二、只有在極例外或最惡劣煽動暴力、仇恨或歧視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刑法，否則應盡力廢除以刑法處理不實消息。

三、國家對網路平台之監管應透明且符合正當程序，並且應以法律明定相關監管機制。

四、對抗假消息最好的良藥是多樣化以及可靠的資訊，國家應先提高自身透明度，無論在網路空間或真實空間均應主動公開官方資訊。

五、應該使「識讀假消息」成為教育內容，讓所有公民都有機會學習增強識讀能力。

回到我國，就上述第五點，其實民間已有多個平台致力於事實查核，並協助民眾培養識讀假消息的能力，例如：TFC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LINE 的訊息查證；政府方面，則有像是衛生福利部真相說明平台、疾病管制署澄清專區，以及內政部刑事警察局的即時新聞澄清等等。

另外，從上述建議第二點的「應盡力廢除以刑法處理不實消息」來看，也可重新思考：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及《振興條例》對「疫情假消息」施加刑事責任，是否有符合特別報告所說的「最惡劣」或「極例外」的煽動暴力、仇恨或歧視情形？對付假消息，非得動用刑事責任不可嗎？

此外，所謂「足生損害於公眾」這樣模糊的要件，在解釋上應該要謹慎限縮，因為我們任何人都有可能不小心成為假消息的散佈者，如果把假消息的責任範圍拉得過大，就很容易讓每個人在轉傳訊息或發表言論時，不免擔心自己觸法而不願發言，進而引發言論的自我審查，長久下來就會產生「寒蟬效應」（意即「我好怕，所以都不敢說話」）。

因此，本文認為，在判斷「足生損害於公眾」之際，應以兩種標準共同判斷：

一、只有在假消息造成「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時，才能予以咎責（註十六）。

二、有時候在判斷「明顯而立即的危險」上可能產生困難，此時即可以看看事實上是否存在充足的查證管道或資訊；如果是，那原則上也不應該認為會「足生損害於公眾」（註十七）。

其他聯合國特別報告所提出的重要原則與建議，各位讀者可以幫忙一起想想我國做到了哪些？又有哪些可能還不夠，或可能已經踩到紅線的呢？

＊本專欄「非哥傳書」。作者信仰為憲法，同時深受「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的影響。

本文核稿：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一： 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1873 號刑事判決

註二： 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901 號刑事判決

註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中秩字第 93 號裁定

註四：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9 年度秩字第 42 號裁定

註五： Disinformation and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A/HRC/47/25, UN Special Repporteur

註六：實務方面如：臺灣高等檢察署，談疫情下散播假訊息與言論自由之界限，2022 年 6 月 7 日（最後拜訪日：2022 年 9 月）。學界方面如：黃銘輝，假新聞、社群媒體與網路時代的言論自由，月旦法學雜誌第 292 期，2019 年 9 月，頁 7 以下；許恆達，論假訊息的刑法規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303 期，2020 年 8 月，頁 228 以下。

註七：參照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秩抗字第 6 號刑事裁定

註八： 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1 年度簡字第 202 號

註九：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度中秩字第 93 號刑事裁定

註十：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9 年度秩字第 42 號刑事裁定

註十一：參見如林子儀，言論自由之理論基礎，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元照，2002 年 11 月，頁 21。

註十二：Tim Wu, Disinformat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51 SETON HALL L. REV. 169 (2020). ；楊劭楷，失靈的意見市場：假消息、言論自由與真理理論，聯合報鳴人堂，2019 年 4 月 29 日。

註十三：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1873 號判決

註十四：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易字第 901 號判決

註十五： Disinformation and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A/HRC/47/25, UN Special Repporteur, （請特別參照第 88、89、91、93、94 段。）

註十六：參見如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 年度上易字第 1873 號；監察委員新聞稿：警察機關辦理散佈謠言案逾裁罰時效仍送審、未依法院建構不罰之審查原則過濾、異地傳訊違反管轄規定等違失，監察委員仉桂美、劉德勳、包宗和要求警政署檢討改進，監察院 109 年 7 月 9 日。

註十七：參註腳十二及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