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雇關係中，雇主通常處於較為優勢的地位，因此國家透過立法的方式，將保障平等。
國家高權就應該適度地介入自由市場，扮演調和、衡平的角色。不過，確立這樣的宗旨或許是容易的，最困難的還是介入的「程度」應該如何拿捏。「管太多」和「管太少」往往是同一個市場下對立的兩方容易產生對政府的質疑！
作者：蔡 孟翰
追求繪畫的浪漫～ 追求文學的浪漫～ 追求藝術的浪漫～ 追求人權的浪漫～ 追求把浪漫體現在生活的浪漫～ (台北大學法律系、東吳法研所國際法組碩士)2016年年末，被媒體列為「三大懸案」的劉邦友及彭婉如命案屆滿20年的追訴期，將無法追訴兇嫌；但是警方強調只要查獲新的證據，依然會積極偵辦，還給被害人真相與公道。
再早幾年，江國慶冤案被平反，前國防部長陳肇敏等人為了加速破案而以刑求方式取得江國慶自白，然而最終台北地檢署以追訴期已過而對被告等人不起訴處分，引起國人的嘩然。
追訴期是刑法上時效的一種，又究竟什麼是時效呢？在法律上又有什麼意義呢？
2016年底，原臺灣友邦國家聖多美普林西比與我國斷交，和許多過去與台灣斷交的友邦國家前例一樣，因為向台灣要求過分高昂的外交金援被拒後，選擇投向中共的懷抱，而對此事件，不意外的，國內不少輿論就我國砸重金給予名字都沒聽過的小國外交政策予以批評，更有不少見解指出台灣恐面臨陸續的斷交危機。
在科技發達、人員及資訊流通的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疆界越趨模糊，不論是個人、公司、政府，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層面上有跨國界的流動或影響也越趨頻繁。而國家在國際上的外交活動，有國際經濟貿易、條約的簽訂、政府間的合作等面向，以當今情勢對台灣而言，恐怕甚難置身於國際社會之外，因此外交政策、以及此次台聖斷交的事件，確實值得我國好好省思。
過去重大刑案所常見，「兩公約」再度成為此次判決被受關注的標靶。近年來兩公約備受不少國人批評，好像因為台灣簽了兩公約，做什麼判決都受到拘束，甚至也引發不少要求廢除兩公約的聲浪。
國際人權規範並不是對各國的苛求，而是各個國家人權保障的最大公因數，也就是人權最基本、最低的標準，設置一個高於國家的規範，可以要求國家依循普世的人權水平。
今年十月，第六屆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時，部分本土派的議員由於不願讀誦出香港基本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的誓詞，因而自行更改誓詞的內容。過去，台灣也曾經發生幾次立法委員就職宣誓的爭議，例如不願依照規定對國父遺像宣誓。如果相類似的情形發生在台灣，會有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