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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東吳國際法學研究社

李柏翰|習慣國際法──國家言行不一的照妖鏡

這幾年最常惹議的跨國事件,包括邊境國家驅逐邊界難民或不願提供保護。另一個則是全球反恐框架下,戒嚴復辟與軍事干預的正當性與濫用可能,國內與國際安全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大規模常態性的流離失所、反恐名義下軍警活動的擴張,都挑戰著二戰後建立起以和平、人權為目標的國際法。

事實上,自從聯合國建立以來,國際社會就試圖扭轉「戰爭才是常態」、「主權絕對至上」的傳統,眼前隨時會失控的法律秩序,逼得我們需要正視各種危機,並在不同價值間抉擇。瞬息萬變的國際社會,光靠曠日費時的條約談判、締結,可能很難處理事情,所以我們常常需要去指認國際法主體(主要是國家,有時也包括國際組織和其他準國家實體,如交戰團體之類)之間的「習慣」。

原來國際事務也談習慣?習慣國際法又是什麼呢?就讓本文帶你瞧瞧吧!

蔡孟翰|從川蔡電和台聖、台巴斷,談國際法下的承認與外交

二次政黨輪替後不久,台灣在外交上發生了很多事。

2016年12月初,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與台灣總統熱線一事,震撼了國際社會,這是自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首次美國總統當選人與台灣總統直接通話,導致在短短幾週內讓台灣在國際媒體的曝光率激增,川普也質疑為何美國會受到「一個中國原則 」(One China policy)的拘束,中共北京政府就此的態度也備受關注。而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就此在最後一次的白宮年終記者會上指出,台灣人只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就不會獨立。

在數週後的同一個月份,原臺灣友邦國家聖多美普林西比與我國斷交,不少國人的輿論批評金援外交的策略,而媒體也指出這是受「一個中國原則」影響。2017年6月,巴拿馬也和建交許久的中華民國斷交了。

「一個中國原則」到底對外交政策上有何影響呢?或許我們應該複習一下承認在國際法下的意義。

蔡孟翰|砲火聲的休止符還是反覆記號──談戰爭的開始與結束(以及暫停)

2016年12月,敘利亞政府與反叛軍雙方通過停火協議,政府軍收復長期被反叛軍佔領的阿勒坡,並准許平民撤離。這不是雙方第一次通過停火協議,同年6月,在美、俄兩國的協調下,也曾經達成停火的共識。不過這幾次的停火協議卻是如此的薄弱,不過幾天後,敘國境內政府軍與反叛軍再次交火,敘國的和平就宛若黑夜空中的流星,好似為黑暗帶來了希望,但卻稍縱即逝。

故事轉移到大西洋另一端的哥倫比亞,經歷過長達50年的內戰後,哥國合法政府和反叛軍「哥倫比亞革命軍」(FARC)簽定了和平協議,原本預期可以終止國內的對立狀態,並使反叛軍可以轉為國內合法政黨。不過於2016年10月經過哥國國內公投,國民以50.24%否決通過和平協議;同年11月,哥國政府再次與FARC簽訂新版和平協議,並表示不再交付公投,也引起不少國內的反彈。

談及停火協議,或許不難聯想到2014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簽訂加薩走廊停火協議不久後,雙方又再次交火,那究竟什麼是停火協議、戰爭又應該怎麼停歇呢?

李柏翰|國際法院的判決能動嗎?──以白礁爭端「覆核判決」聲請為例

最近國際社會有很多紛紛擾擾,關於主權爭執更是從未止歇。不過有一件不太多人留意到的消息──馬來西亞於今(2017)年2月2日向國際法院宣稱找到了關於「白礁主權糾紛」的新證據,提出「覆核判決」的聲請。所謂「覆核判決」,說白了就是修訂判決。
本文希望透過馬來西亞的聲請案,來介紹國際法院「覆核判決」的機制,以及「新證據」作為翻轉法律關係的潛力。

李柏翰|瞎咪!國際法庭的法官被抓了──聯合國人員的外交豁免權

據稱2016年是世界走向「反烏托邦」的新起點,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於1949年出版的《一九八四》竟也默默地再度回到亞馬遜書店的十大賣座排行之列。種種極權之勢席捲各國、延燒國際,本文不談眾矢之的的川普主義及其右翼連線,而是想將藉由阿卡法官的拘禁事件,簡單介紹兩件事:其一是接續兩特別法庭的「國際刑事法庭機制」,其二是聯合國人員的外交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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