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合理性」｜微思客

「理性」與「合理性」｜微思客

作者：李海默／美國休士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西人有一格言：人性之中兩大稟性主宰一切：自愛使人進取，理性使人收斂。我們既不謂之善，亦非謂之惡，二者各有因果，推動或支配一切，運用得當，善莫大焉，運用不當，惡莫大焉[1]。

這種自愛與理性的division，在西方文化傳統中，淵源有自。為什麼單單談理性會有問題呢？除了可能「收斂」過度的效應外，是否還有什麼隱藏的風險？

政治哲學家斯坎倫（Thomas Scanlon）認為，一套行為原則唯有在其他人不能合理地反對的情況下，才能成為道德原則，他在陳述建構契約主義（contractualism）的時候，訴諸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概念，而不是理性（rationality）的概念，而合理性是有道德內容的[2]。

換個說法，合理性，也可以被理解成從事道德判斷時所基於的一套標準。

顯然地，這並不是說那些不道德的行為選擇就一定是給不出理由的，實際上，多數不道德行為都是有一大堆「理由」的，但是這些「理由」，在達到真正的「理智」所要求之各項標準方面，往往是大大不足的[3]。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理性這一概念缺少了道德內涵，而真正的自由主義構建，是不能離於道德座標的[4]。

羅爾斯（John Rawls）曾為他的「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的現實烏托邦觀念」設置過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所謂「道德學習」（moral learning）的心理過程，並說人民（相對於國家而言）具有特定的道德本性，推動人民（並使之與國家區分開來）的利益乃是合理的利益，正是這樣的合理利益，使得民主和平成為可能[5]。

在此，羅爾斯亦有意無意揭示了「合理性是有道德內容的」。法國哲學家莫蘭（Edgar Morin）在其名著《反思歐洲》（Penser L’Europe）中極為深刻地寫道[6]：

理性被局限在神學之中，充當神學的侍女，因此中世紀時，理性的辯護任務使其成為一種「合理化」（rationalisation）過程。「合理化」與「合理性」有共同的源泉，但卻走出了合理性的反面。「合理化」為了維持自己體系的內部邏輯一致，而使批判活動癱瘓，並麻醉了與現實世界的對話。「合理化」是一台辯護機，它絲絲入扣地為一切不能接受理性批判的信仰和思想進行辯護。

莫蘭所揭示的是另一個重要層面：當理性因缺少道德內涵而成為某種附庸時，會滋生出不受控制的「合理化」傾向，使理性自身趨於排斥「理性批判」。

莫蘭在此尤為高明的是，指出了「合理化」與「合理性」有共同的源泉，但卻走出了合理性的反面，這真是石破天驚，清濁立辨之道。並不是說我們應用「合理性」一詞全面替代「理性」，只是我們或應重新思考，為何在西人格言中理性需要自愛來平衡其「收斂」效應。

一言以蔽之，喪失進取精神的「理性」，將永久遮罩對道德領域的追索與探求（職是之故，人民與國家的區分無法明晰），而走向「合理化」的辯護活動，漠視來自其他人的「合理地反對」：進一步增強「收斂」，並使「收斂」過度。

本文首發於《南方都市報》，2011年9月4日，GB27版，經作者同意轉載。
微思客編輯：重木
白話文編輯：李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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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是：Two principles in human nature reign: self-love, to urge, and reason, restrain. Nor this a good, nor this a bad we call, each works its end, to move or govern all: and to their proper operation still, ascribe all good; to their improper, ill.
[2] 可參閱應奇主編：《當代政治哲學名著導讀》，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136-137頁。事實上，reasonableness這個概念在今天的歐美學術界已是一個重要關鍵字，如Giorgio Bongiovanni等人合編在2009年出版的Reasonableness and Law一書。
[3] 關於此點，參閱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Politics。
[4] 關於此點，可參閱筆者《自由主義框架下的道德觀》一文，收於《自主治理與擴展秩序：對話奧斯特羅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5] 參閱張曉輝等《萬民法》譯本，47-48頁。
[6] 參見康征等人譯本，49-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