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3月18號晚上，筆者在立院群賢樓外面，聆聽反對服貿的抗議晚會，當臺上慷慨陳情的同時，後方忽然一陣騷動，大批群眾與警方發生拉扯，原來是打算衝進國會，佔領院會場地；誰也沒想到，這一衝，激起各方對本爭議的高度關注，也活化民眾之後對不同制度的討論，扭轉臺灣至今的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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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頭「相忍為國」正流行──過勞工時制度應該相忍為國家競爭、同志情慾解放應該相忍為社會觀感、原民傳統領域應該相忍為私有財產。只要能用「撕裂社會」作為藉口攻擊爭取權利的民眾的，彷彿都是好藉口。反之，難道雇主的成本考量不是權利嗎？保守的家庭價值不是權利嗎？私人的財產累積不是權利嗎？
若國際人權公約是人權的清冊，那麼國家人權機構應該確保統治者遵守國際人權公約的規範，因此它勢必得超然於國家機器之外，才有可能成為協助人民監督、平衡、尋求救濟，甚至對抗政府的後盾。
在台灣，人們終究是發生損害後，人民始能尋求救濟的最後一道防線，且大多仍須訴諸既有的國內法律規定，而無法直接仰賴人權公約的內容。
因此在「兩公約第二次國際審查會議」時，專家就已經「建議政府訂出確切時間表，把依《巴黎原則》成立獨立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列為優先目標」。
2016年底，原臺灣友邦國家聖多美普林西比與我國斷交，和許多過去與台灣斷交的友邦國家前例一樣，因為向台灣要求過分高昂的外交金援被拒後，選擇投向中共的懷抱，而對此事件，不意外的，國內不少輿論就我國砸重金給予名字都沒聽過的小國外交政策予以批評，更有不少見解指出台灣恐面臨陸續的斷交危機。
在科技發達、人員及資訊流通的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疆界越趨模糊，不論是個人、公司、政府，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層面上有跨國界的流動或影響也越趨頻繁。而國家在國際上的外交活動，有國際經濟貿易、條約的簽訂、政府間的合作等面向，以當今情勢對台灣而言，恐怕甚難置身於國際社會之外，因此外交政策、以及此次台聖斷交的事件，確實值得我國好好省思。
國家簽署公約並完成批准程序後，國家就有遵守公約規範，實踐人權保障的義務。公約要求締約國定期做出國家報告（State Party’s Report），向委員會報告國家針對各個條文的權利保障情形，以持續監督國家實踐。
但是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沒有辦法將公約批准書存放在聯合國秘書處。兩公約施行法第6條亦明文要求建立人權報告制度。具體做法則是邀請國際人權法專家進行前置書面審查，並來台與我國政府、非政府組織開審查會議。比較特別的是，來台審查的方式，使第三部門的非政府組織，除了提出影子報告，幫助審查委員理解國家實踐外；在審查會議上的實際參與，也有機會針對政府回應議題清單，即時向審查委員作出澄清與補充。
杜平心情真的很鬱悶，只好一直坐在熱炒店猛灌啤酒～酒精遇上火會燃燒更旺吧，杜平開始大聲吵鬧；坐在臨桌的明傑，是一名剛從外國來台的僑生，走向杜平用還不是很熟稔的國語說：「不好意思，可以請你小聲一點嗎？」
杜平心中的不悅再次被放大，故意模仿著明傑的口音說：你這個瞧不起你們低劣的族群！要罵就要像這樣：X％＊＆＠＄＃O……（請把你腦中所有想得到的髒話套入）」明傑一聽，以更大的嗓音喊：「你怎麼可以亂罵人呢？」杜平回答：「我不但敢罵人、我還敢打人！」隨手把桌上的酒瓶砸向明傑的腦袋……
這場「只許勝，不許敗」的仗，是否應由警察主導，代替月亮來懲罰用藥者？其他「減害」措施應否且何時介入？這麼多年的風聲鶴唳所造成黑市、劣品，以及用藥社群的人心惶惶、健康疑慮等問題，除了丟到各種機構（不論監獄或醫院）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的作法？最後，如何能減緩整體社會的各種壓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