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臺灣醫療暴力事件屢見不鮮──尤其肺炎疫情之下，醫護人員壓力破表，民眾需求變多，我們更能在媒體版面上可見到異常氣憤的民眾，以及委屈落淚、忿恨難平的護理師與醫師、尷尬萬分的醫院主管、宣稱震怒的官員等拼湊起來的畫面。
同時，在各大醫療團體的社群媒體上，也常見醫界或支持人士紛紛留言：醫療環境這麼惡化，醫療暴力頻傳，樂見檢警公權力介入，和醫院一起維護醫療正義及病人安全。
為了防止這樣的危害繼續發生，立法院曾在 2014 年 1 月 14 日，快速三讀修正《醫療法》第 24 條規定，納入「檢警應介入排除、追訴妨礙醫療業務行為」的要求，更在第 106 條加入有關「毀損醫療機構設備」、「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的刑責。
於是，對於醫療暴力的處置，就在倡議團體聲嘶力竭的遊說中，以嚴刑峻法的方式華麗登場。這樣的舉動固然取得了具體修法成果，但之後的案件數量並沒有因調整處罰而大幅停歇。所以我們不禁要問：面對醫療暴力，亂世用重典就夠了嗎？
體檢第一步：刑事處罰的修法是否虛晃一招？
總體來說，我國在思考如何防治醫療暴力的時候，腦海經常直覺性地冒出「刑罰」，偏重在事件當下的單次處理，比較少著重由醫事機構與公權力攜手，共同計劃事前「風險管理」的可能性。
這是因為，許多醫界與支持人士都認為：若明確修正醫療暴力的刑責，可以鼓勵醫院不再息事寧人，勇於報警處理，不再輕易姑息（請對照本站其他文〈醫護現場的恐懼：台灣「醫療暴力」為何發生？如何解套？〉，內有描述醫護人員的心聲），更能遏阻醫療暴力的發生。但實際操作起來，可能並沒有那麼美好。
除了嚇阻效果不彰（數據可參本站其他文〈醫病關係惡化或改善？統計數據下「醫療暴力」的現狀〉），學者鄭逸哲更指出：前述《醫療法》規定的修正，對醫事人員所提供的保護，可能還不及既有的刑法規定；「修法」非但啥也沒修，甚至還比本來更「難用」。
首先，《醫療法》的適用範圍，可能比刑法類似規範的適用範圍還要狹隘。比方說，《醫療法》規定不可以在「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加「強暴、脅迫，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的行為。然而，在此規範下，如果護士甲在午休期間，突然被病患乙的家屬丙，扯著頭髮，硬拉他去照顧乙，這時便會因為甲還在「休息時間」，並沒有在「執行醫療業務」，也就可能沒有適用前述醫療法規定的餘地。
反觀，《刑法》有關「強制罪」的規定是：「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不管被害人是否為「醫事人員」，不管被害當下是否在「執行醫療業務」，更不用管暴力是否達到「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的程度，只要對他人做出「強暴、脅迫」的行為就算犯罪了（就算沒成功，也還是有「強制未遂罪」的餘地）。
其次，《醫療法》雖然規定不可以「毀損醫療機構內，有關保護生命的設備，讓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產生危害」，但這樣的處罰門檻似乎高了點，因為在個案審酌上，仍然必須達到「讓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產生危險」的程度。所以像是某急診室裡有五台生理監視器，有兩台正在使用中，此時某家屬若以暴力毀損閒置三台中的一台，這樣就不一定能算是「讓他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產生危險」的行為，縱然擾人也不見得可以用《醫療法》來處罰。
確實，世界各國在面對醫療暴力風險時，往往用刑罰作為主要的回應手段，尤其對醫事人員所為的肢體攻擊，更是相關法規的處罰重點。
但是，如果我們拋開對醫療暴力的忿恨，靜下來想想，就可以發現醫療暴力除了可用刑罰手段事後加以制裁外，其實更可針對潛在的暴力風險，做好事前的風險管理。
過度偏重事後追懲的處理態度，終究只能善後，如何蒐集現場數據，分析累積資料，發展預防方案，都值得進一步深思。
體檢第二步：預防是否勝於追懲？
也就是說，相較我國目前的刑事政策強調事後介入，提高行為的處罰與代價，更該同時思考如何如何運用行政管理來預防危害的發生。於是，不妨把醫療暴力當作是醫護人員的「職業災害」，並順勢分析那些潛在風險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