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今（20）日判決，由於死刑是剝奪生命的最嚴重刑罰，只能用於「最嚴重罪行」，且必須符合最嚴格程序保障，認定這些前提下，將故意殺人罪最高可判處死刑之規定，予以合憲性解釋。
憲法法庭認為，僅限於直接故意殺人且情節最嚴重，例如無差別殺人、手段極端殘忍、造成多人死亡或殺害老弱婦孺等，才屬「最嚴重罪行」。
大法官認為，對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案件，被告應全程獲得辯護人在場陪同，第三審也須強制辯護，且須行言詞辯論。判決須採「一致決」。被告若無法辨識自身行為的意義，或沒有能力為自己辯護，不得判處死刑。現行《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程序保障不足，應於 2 年內修正。
## 大法官：死刑限於「最嚴重罪行」
憲法法庭指出，死刑對於人民的生命權做出重大限制，在審查上應該採取嚴格審查。死刑之目的在於公正應報，並且嚇阻侵害重大生命法益之行為，在我國社會與文化脈絡中，該目的為合憲。
在手段上，大法官認為，如果將死刑限於「最嚴重之罪行」，且受最嚴格之程序保障時，可認為具有正當性。對於最嚴重的罪行，憲法法庭參考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見解，認為只有在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才能判處死刑，未直接且故意導致死亡的罪行，則不得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
憲法法庭還指出，所謂的故意殺人，必須限於「直接故意」的情況，才能判處死刑。如果是刑法 13 條第 2 項規定的未必故意，由於被告對於死亡之發生並沒有積極意圖，不能算是「最嚴重罪行」。
以殺人罪為例，直接故意指的是，加害人明知自己行為會殺死人，仍然有意使殺人結果發生。未必故意指的則是，雖然加害人知道自己行為可能殺死人，但對於死亡結果感到可有可無。
在這樣的情形下，被告的行為與犯罪結果間仍然具有不確定性，被告對於結果也未必有直接影響。在該情形下，憲法法庭排除了被告在未必故意時構成最嚴重罪行的可能。
最高法院過去已認為，兩者惡性不同，只有直接故意的情況，才能判死。
在故意之外，憲法法庭也要求法官應該要從案件中的犯罪動機、目的、被告所受到的刺激、其所採取的手段，行為造成的危害等綜合考量。確認被告的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均具有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之情形，才得以判處死刑。
也就是説，憲法法庭雖然認為死刑合憲，但是在適用上卻也要求法院限縮其範圍，僅在最嚴重之罪行方得適用。而且就算被告真的犯下最嚴重之罪行，仍要滿足最嚴格的程序保障，才能判處死刑。
## 大法官：死刑案件必須進行生死辯，合議庭須採取一致決
針對判處死刑的程序，憲法法庭認為，為滿足「最嚴格的程序保障」，《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及《監獄行刑法》有許多規定違憲。大法官以定期失效之方式，要求有關機關儘速完成修法，以滿足要求。
憲法法庭認為，在涉及死刑之案件中，言詞辯論是必要的程序性保障。目前的《刑事訴訟法》僅規定，最高法院必要時得召開言詞辯論，大法官認為並不足夠，故要求法律應明定在涉及故意殺人罪之案件時，法院應踐行言詞辯論，才能做出死刑或維持死刑的判決。
不過最高法院早在 2012 年，就已經宣布死刑案件一律召開言詞辯論。過往最高法院不會傳喚被告出庭，到了 2016 年，鄭捷成為首度出庭「生死辯」的被告。
憲法法庭亦指出，法院如果要科處被告死刑，判決應採一致決，也就是所有法官都認為必須判死，才符合最嚴格程序保障的要求。
憲法法庭認為，一致決固然會影響審理效率，然而由於死刑判決涉及對被告生命權之限制與剝奪，透過一致決，才能代表合議庭所有法官對量刑結果均無懷疑，並讓法官慎思，正視死刑的嚴重性。
《國民法官法》規定，由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如果要判決死刑，3 名職業法官與 6 名國民法官，必須超過 6 人認為必須判處死刑，且職業法官及國民法官必須至少有 1 人認為須判死。
大法官也提高此部分的門檻，要求未來的國民法官案件，除了前述的 6 人以上同意外，還必須 3 名職業法官都同意，才能判死。
## 大法官：判處死刑案件，被告必須全程獲得律師協助
在偵查部分，如果警察或檢察官認定人民涉嫌犯下故意殺人罪，並據此要求人民接受訊問或詢問時，應該要有辯護人在場。除了公平審判權外，亦是對於生命權之保障。
在審判部分，對於上訴到第三審之案件，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卻排除強制辯護於第三審之適用。然而憲法法庭認為在涉及故意殺人罪而上訴到第三審的案件中，應納入強制辯護。由於該罪最高刑度會剝奪被告生命權，如此始符合保障生命權與公平審判權的意旨。
最後，憲法法庭也指出，被告如果因為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導致被告違法辨識能力明顯降低，或因此在審理時自我辯護能力不足，或者是受刑能力不足的被告，因為對其課處極刑，無法達到公正應報的目的，均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
## 不涉及直接故意殺人的案件，未來恐不能判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