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了選舉的時候，總是有人大喊「藍綠一樣爛」或「ＸＸ選區擺顆西瓜都會上」等靡靡之音，上述說法的本質，其實都是對民主選舉制度的質疑。
會產生這種質疑，其中原因可能是：人們覺得怎麼選都是這些人，換湯不換藥。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否出在政黨候選人的產出機制，壓抑了其他更好的候選人（註一）？
先別說「不分區立委」及「僑居立委」一定要政黨推薦（政黨規模必須依法達到條：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最近一次總統選舉，該黨候選人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才能登記角逐，至於各區域的民意代表及行政首長，獲得政黨推薦，對於那些候選人的成敗，更是重要。
與其選後罷免，不如一開始就挑出好人選？
既然政黨推薦，在選舉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那麼各政黨如何產出推薦人選就相當重要。
但毫無疑問的，當各政黨進行初選時，除非本來就是熱衷政治的人，否則台灣民眾普遍鮮少關心各政黨的初選──包括各政黨產生候選人的機制，然而這樣的現狀是不健康的。
畢竟從成本來思考，像是罷免制度的存在，著重在民主的「事後修復」，是一個在定期改選下，讓人們少忍幾年的工具；但如果可以一開始就可以「選賢與能」，未來虛耗甚或可能付出的社會成本都能降低很多。
附帶一提，罷免制度是否為民主不可或缺的機制，答案其實是個問號。
因為並非每個老牌民主國家都存在這種制度，可見此制度是否有其必要性，以及運用如何，還是端看各國在民主路上碰到了啥問題，還有決定資源的安排有比較大的關係（詳見報導者調查）。
因此，除了選了不滿意可以換掉以外，若要深化台灣民主，也許可讓各黨可以預先建立：讓參選者可以預見的公平機制；畢竟，唯有好的初選機制，再加上後續的正式選舉攻防，我們才更有機會有效地降低後悔的風險。
常見的初選方式─以民進黨為例
民主國家常見的候選人產生機制，包括了公民初選、黨內初選、選區幹部投票、黨中央決定制、利益團體決議制等模式。
以現在中華民國的執政黨─民進黨為例，公職候選人的產出機制是依照該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作為預設的規範。
該條例會個別分配由哪些黨內機構辦理各級選舉的初選（如：民進黨中央黨部辦理總統、立委、直轄市及縣市長公職候選人提名），並規範可以做為初選候選人的積極條件（如：加入時間達兩年）、負面條件（如：不得有表列的犯罪前科、雙重國籍）等。
以總統、立委、直轄市及縣市長為例，按照該條例第 3 條、第 9 條規定，前開公職候選人，由中央黨部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提名人選，無法達成協議時，再依據民調辦理初選。而民調方式則進一步依據相關民調辦法進行。
目前民進黨適用的，仍是2011年修正的《第一、二、三類公職候選人提名民意調查辦法》。
以2019年期間，賴清德與蔡英文的初選為例，當時為何雙方發生程序爭議？就是因為該條例就民調對象的設定，僅原則分別依序按照「有共識之初選候選人」、「主要對手政黨已正式提名者」、「非同黨現任」三種情況辦理，而就挑戰現任同黨者（就是當年的蔡英文）的情況則漏未規定；另外，同條例僅規定以「民調執行日期首日十二個月之前發行之住宅電話簿」為抽樣母體，而蔡英文總統希望另外納入手機民調，也就產生相關爭議。
此外，為了因應個別選舉，在前開「母法」《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有不足的情況，就會另外提出特別版本的提名辦法。
像是在2014年、2018年的直轄市縣市長、縣市民意代表選舉中都有這樣的情況。那些耳熟人詳的條款包括了像是：「現任優先」、「青年民調加分」。不過以結果論來說，前述條款的存否，對於該黨在2014年、2018年的選舉斬獲是否有直接關聯，似乎要打個大問號。
像是支持「現任優先」的常見理由是：為了維持黨內團結，還有「挑戰同黨等於否定執政現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與其說是否定現狀，不妨認為：挑戰者肯定現任做得很好，只是覺得自己更優秀，以黨內民主來說，實在不該加以限制；況且，兩屆選舉（2014年、2018年）都有現任優先條款，但選舉結果上卻相當不同。
總結上述，與其鄉愿認為「政黨初選」是破壞團結，或是聽從各政黨意見領袖在那邊大聲疾呼和諧、團結、現任優先等帶風向式的說法，本文認為：既然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那對選民的最好的安排，就是希望各政黨內可先行透過競爭篩選出最佳的候選人，並透過黨內初選的相互對抗，讓各候選人的資訊可以進一步揭露在陽光之下，而不用像是和稀泥般地接受各政黨禮讓、現任優先或是「喬」出來的候選人，或許才是民主之福。
此外，近年在「新政治」的氣象上，不乏主流政黨與新興政黨共同舉辦初選民調，或是主流政黨「禮讓」其他政黨等相較傳統政黨政治的作法。但是不論推派人選過程中的合理性（註二），結果上也會產生問責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