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這個問題，在 2009年時，大法官[認為](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837)：權衡各種情況後，__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澄清事實，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的啟事，如果仍不足回復被害人的名譽，法院還是可以用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來回復被害人的名譽。__

不過，有群被判決要求刊登道歉啟事的人們，可就無法認同了。包括報章編輯、新聞記者以及國立大學法學教授（註一）在內，認為法院判決他們必須道歉，並刊登相關啟事在報紙頭版、臉書置頂貼文等處，以回復被害人的名譽，並不是一種「適當處分」，也就提起釋憲，要求大法官再次檢視這樣的要求是否妥適。

大法官這次認定，強制公開道歉太超過，過度侵害言論自由

2022 年的 2 月 25 日，憲法法庭做出了[判決](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38&id=309998)，推翻以往的肯定見解，認為法院用判決命當事人公開道歉這件事，違憲。理由如下：

首先，消極不表意，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表現。

大法官認為，言論自由包含「積極表意和消極不表意的自由」；國家法律如強制人民表達主觀意見或陳述客觀事實，也是一種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不表意自由更涉及道德、倫理、正義、良心、信仰等信念與價值，攸關內在精神活動的自主決定，為了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完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因此，國家如果強制人民公開道歉，以致人民必須發表自我否定的言論，顯然是強度很高的干預。且強制公開道歉等同逼迫人民表達意見或立場，這種受到強迫的言論，並沒有更高的價值。__其次，除了強制公開道歉，只要用刊載「判決勝訴啟事」的方法，就是侵害更小且有效的手段。__

這是因為，當法院用判決命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並由被害人逕以加害人的名義刊載道歉啟事，再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對加害人來說，道歉並非出於真意，而這樣心口不一的道歉，是否有達到填補損害的正面功能，是很有疑問的。因此，法院應該在眾多手段中，選擇有效但侵害最小的方式。如果為了回復名譽，採行像是 __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勝訴判決的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__，就不得逕自行採行侵害程度明顯較大的強制道歉。

看到這裡，讀者應該可以發現，到底該不該用判決命道歉涉及言論自由與人格保障之間的衝突。不只台灣，世界其他國家的法院也紛紛碰上相同難題，那麼各國又是怎麼處理的呢？

美國：兼顧公益與人權，再來判斷命道歉是否適當

首先，有美國[學者認為](https://scholarship.law.cornell.edu/clr/vol91/iss6/2/)，就法院能否命道歉，應先思考命道歉能夠傳達給公眾什麼訊息（如表達法院心中的社會正義標準），又或者當加害人用侮辱性言論貶低受害人價值，法院命其道歉，是否就能改變雙方的權力失衡，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法院既然可以適時介入調整社會不平等，美國法上其實也並未明確禁止法院命加害人道歉。那麼，重點就來到法院該怎麼命道歉才適當，[學者](https://scholarship.law.cornell.edu/clr/vol91/iss6/2/)整理出了法院所參酌的五個要件。

第一個是「誠摯」(The Sincerity Objection)。贊成此要件的學者認為，真心道歉才能發揮效果，加害人必須理解受害人並真摯悔悟，才能避免再度發生。反對的學者則認為，此要件並不實際，因為受害人自己也知道道歉不是出於真心，並了解加害人某種程度上會言行不一。但受害人還是比較喜歡聽到加害人說抱歉，有時甚至在看到加害人說出他並不想說的抱歉時會感到滿足。

第二個要件是「殘酷」(The Cruelty objection)。因為強迫並違反意願的道歉可能使加害人心生屈辱，不過另一方面，從被害人立場來看，道歉也最能幫助被害人。也就是說，這個要件在於權衡加害人心理不適的「殘酷」程度，以及受害人透過道歉修復生活的程度，兩者孰輕孰重。

第三個要件則是言論自由，也就是考量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Concrens)。最高法院認為，言論自由也保障人們對於某種想法的緘默權；且不只自然人，一般認為不具思考能力的法人也能享有言論自由。由於法院命道歉會涉及到言論自由的保障，但同時命道歉也是民事上回復名譽的救濟手段，因此，在兩者權衡下，言行舉止如果涉及公共利益，應肯認個人陳述信念的權利還是可以受到適當限制。

第四個要件是「作為適當的修復」(Compelled Apology as an Appropriate Equitable Remedy)，也就是在兼顧人權的前提下，考量道歉是否為適當的回復手段。各州法院對此意見分歧。例如，明尼蘇達州跟賓州的法院並不贊同命道歉是適當的手段，認為對加害人構成羞辱及貶低，只會增加怨恨而無益人權。不過紐約州的法院則表示這樣要求是合理的，且有平復歧視的必要性（法院之間的分岐點在於：強制道歉是在「懲罰之前的行為」，還是「修復日後的傷害」（註二））。

最後的要件則是「收益遞減」(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由於連續的道歉會讓道歉價值越來越低，並對公眾造成負荷，最後讓社會停止關注而失去意義。因此，過度堅持公開道歉，反而有失經濟效益。

日本：命刊登謝罪廣告限「澄清事實，表明歉意」的程度

[日本最高法院](https://www.cc.kyoto-su.ac.jp/~suga/hanrei/20-3.html)，在昭和31年（1956年） 7 月 4 日的判決中，認為《民法》所謂的「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第723條參照](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129AC0000000089)）」，包含命加害人刊登謝罪廣告。並沒有侵害《日本國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憲法第 21 條](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21CONSTITUTION)參照），也不能說有侵害意思表示與良心自由（[憲法第 19 條](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21CONSTITUTION)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