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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冠仁（政大法律系、2015人道法模擬法庭隊員）
破壞文化遺產是否構成國際法上的犯罪呢？從近日國際刑事法院審判的一宗案件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些端倪。
國際刑事法院中來自廷巴庫圖的被告
一名伊斯蘭極端份子，在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下稱ICC）8月22日的庭審中，坦承自己犯下破壞位在馬利（Mali）的廷巴庫圖（Timbuktu）古城中文化遺址的罪行。遭到破壞的文化遺址中，包括了九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清真寺。
這是ICC第一次就破壞文化遺址構成戰爭罪（war crimes）與否進行起訴與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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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mad al-Faqi al-Mahdi appears at the ICC. REUTERS/Patrick Post/Pool
阿瑪德‧阿法奇‧阿瑪帝（Ahmad Al-Faqi Al-Mahdi）被指控曾於2012年6月30日至7月11日間，參與破壞數座奉祀聖人及學者的陵墓。而根據教科文組織網站資料，廷巴庫圖除了作為歷史上學術重鎮外，亦是伊斯蘭文化匯流的重要中心。
阿瑪帝為激進派回教組織「伊斯蘭衛士」（Ansar Dine）的一員。而為尋求在整個馬利實施極端嚴格的伊斯蘭律法，該組織曾在2012年間控制近三分之二的馬利領土，並多次與政府軍交戰。直到2013年後，才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法國出兵協助政府軍對叛軍作戰，重新取回對當地的控制權。法院首席檢察官法圖‧班蘇妲（Fatou Bensouda）在審判的陳述中就指出：
對阿瑪帝的控訴包括了最嚴重的罪行…被控訴的罪行既是對於無法替代的歷史遺跡的破壞，也是對於整個民族認同、歷史與信仰的暴行。
事實上，廷巴庫圖事件並非文化古蹟遭破壞的個案。
戰場上不會移動的標靶：文化古蹟的悲歌
在現今內戰或武裝衝突中，許多具有特殊宗教意義、或被視為民族精神象徵的文化古蹟經常成為敵軍的軍事目標，其目的多在於對敵人心理實施打擊，進而建立軍事行動方面的優勢。若從長期來看，行為人更意在摧毀該民族下一代對自身的文化認同。
國際上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從2001年塔利班（Taliban）炸毀位於阿富汗的兩尊巴米揚佛像，到今日伊斯蘭教激進組織伊斯蘭國（ISIS）破壞位於敘利亞及伊拉克的古蹟，都引發了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嚴正關切，也顯示出文化古蹟在武裝衝突中須受到保護的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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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ddhas de Bâmiyân, Didier Vanden Berghe (2005)
其實，國際法上不乏專門用於保護文化古蹟的法律制度，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推動的1970年《防範文化資產非法走私公約》與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就要求締約國應立法保護文化遺產，並且禁止文物非法走私、買賣，期許加強對文物保護並減少破壞文化遺產的經濟誘因。
可惜的是，上述規範的落實取決於締約國是否立法進行管制，若締約國怠於執行，仍無法有效起到保護作用。這也讓國際社會思考：是否要在國際刑法及武裝衝突法中，強化有關保護文化古蹟的規定？
國際刑法對於保護文化古蹟的規範：「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
翻開國際刑事體系的過往案例，我們可以發現包含ICC及其他特別法庭在內的法院，曾對破壞文化古蹟的行為者以「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兩個罪名進行審理。
「戰爭罪」，是指在武裝衝突中違反包含條約法與習慣法在內的「交戰規則」的犯罪類型統稱。基於戰爭不應不擇手段、以及應減輕戰爭造成非戰鬥人員苦痛之思考，不具有軍事必要性的攻擊行為應受到禁止，例如故意攻擊醫院、虐待戰俘、或是攻擊沒有直接參與敵對行為的平民等。
至於「危害人類罪」則規範了普遍、嚴重侵犯人權與違反人道精神的犯罪，例如基於種族或宗教等理由而進行的迫害，具體例子更可見於德國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屠殺。
二者值得注意的差別是，戰爭罪必然發生於武裝衝突的背景下，但是危害人類罪卻不需與武裝衝突有所關連，非戰時亦可能成立。其重要意義在於，因危害人類罪之成立在時間軸上較戰爭罪來的廣闊許多，故可為在承平時期破壞文化資產犯罪提供訴追的法律基礎。
戰爭罪在保護文化資產部分有相當具體的規定，例如在設立了ICC最重要的條約《羅馬規約》的第8(2)(e)(iv)條，明白將故意攻擊專用於歷史、宗教、教育或藝術建築物的行為列為犯罪。危害人類罪則如規約第7(1)(h)條，禁止基於宗教理由對特定群體的迫害；雖然本條沒有直接納入破壞文化資產的用語，但仍可藉由將攻擊文化資產行為等同於對族群迫害之推論方式，適用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