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底，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在高雄市政會議後接受聯訪時表示，自己的座車被安裝追蹤器。這個爆料一出，馬上引發政壇譁然，畢竟一位總統候選人遭到國家監控是很嚴重的政治事件。隨著總統大選不到百日，這個話題又再度被提起。
姑且不論該爆料的真實性如何，我國在「犯罪偵查」實務還真的有使用GPS追蹤器的案例，讓人不禁想問，國家可以這樣偷看庶民去了哪裡、見了什麼人嗎？
過去還真的想用就用
GPS好用，大家都知道，只要裝在別人車子上，就可以知道他在地圖上的哪個點，是個追蹤的好工具。
早期，警政署為了調查警察內部的風紀問題，而開始使用 GPS 追蹤器。事後被調查的員警得知自己遭到監控，當然是無法接受，認為自己的隱私權受到侵害，進而向監察院陳情，使用 GPS 追蹤器的爭議正式登上歷史的舞台。
監察院在調查此案時發現，這種調查方式並沒有受到法律規範，於是分別去函，請求兩個主掌法律的單位——法務部與司法院——表示意見。
法務部的回函1認為，汽車行駛在大馬路上、去到什麼地方，都是人人可以看見的事，因此應該沒有侵害隱私權。至於安裝的地方，只要不進入車廂內安裝就好，安裝在汽車外部或底盤是沒有問題的。
司法院刑事廳2則是說，這種調查方式確實有侵害隱私權，但這是很輕微的侵害，所以不需要法院同意。另外2010年法務部再召開內部會議討論，結論是：不必有法律規範，以後有需要再制定。
至此，GPS追蹤器的安裝與使用可以說是橫行無阻，既不用法律授權、也無須法院核准。白話的說就是，國家機關想用就用。
先看看歐美日怎麼說
過去，美國多數下級法院都認為，在公共道路上駕駛或搭乘汽車的人，因為是在公共場所發生的，算是自願揭露自己所在的位置給大家知道。也就是說，在場的人都可以看到，沒什麼好主張隱私，因此這種個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活動，並無合理隱私期待。
歐洲人權法院基本上和美國實務立場差不多 ，稍有不同的是，歐洲人權法院認為不能對公共場所活動進行長期或有系統地保存。因此，短期（不超過一個月）使用 GPS 追蹤器，就算沒有法院的允許，也不牴觸歐洲人權公約。3
亞洲方面，日本早期的法院見解也認為，使用 GPS 追蹤器是「任意偵查」，不用法律明文規定、也不需要法院允許，偵查機關想用就可以用。
不過在2012年，美國最高法院扭轉了多數下級法院的見解，認為安裝GPS追蹤器本身如同侵入被告財產，屬於搜索行為。4
其中Sotomayors大法官更明確指出：GPS追蹤器能精確、全面地監控一個人的公共活動。這些活動能充分反映一個人有關於家庭、政治、專業、宗教，甚至於性生活等方面的細節，猶如馬賽克拼圖一般，個別來看或許無法知悉樣貌，一旦拼湊起來將可解析一個人的人格圖像，因而侵害了個人的合理隱私期待。
另一方面，日本最高法院也在2017年3月做出判決5，認為使用GPS追蹤器是對個人行動繼續性、網羅性的掌握。更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將無可避免地觀察到被追蹤者在私人場所的活動，是很明顯的違反個人意思，而侵害憲法保障的重要法律利益（即侵害個人的隱私權）。在立法者尚未制定法律規範時，偵查機關不能恣意實施。白話的說，就是要有法律規定說可以用，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