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有兩個不太多人留意但卻有點重要的新聞。其一是，金管會日前宣布，我駐美國代表處與美國在台協會簽署了一項合作協定，參加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俗稱「肥咖條款」）延伸出來的國際計畫。「肥咖條款」是為了要求外國（即台灣）的金融機構協助確認美國籍大戶，必要時得懲處不配合的金融機構。在宣布後，金管會表示將依2015年通過並生效的《條約締結法》完成後續程序。
另一則新聞則是立法院的內政、財政委員會剛完成《台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議》初審，將過往由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澳門航空公司簽署的「互免航空公司稅捐瞭解備忘錄」提升為官方版的協議。據評估，該協議可帶來稅收淨增加1.58億元，也讓陸委會有落實監督的法源基礎。也因為這個新聞，才讓大家注意到原來有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這類法規影響著台灣對外關係的議定，程序寬嚴對各事業發展也有很大影響。不過，國際條約是什麼呢？
說「條約」是規範國際關係的法源有些抽象，不如說「條約」是最容易舉證且適用的白紙黑字──答應就是答應、拒絕就是拒絕，一拍兩瞪眼──但其涉及的法律爭議如星斗般繁多，比如條約產生的法律效果、約文解釋上的矛盾、針對特定條款的保留，甚至與其他國際法法源（諸如習慣、法律一般原則）之間的關係。
一般來說，條約整個締結程序包括：談判約文➙簽署確定文字內容➙帶回國內讓國會批准➙簽署後寄回約定機構存放；而本文想著重在那個「國際法」與「國內法」交錯的環結上：條約締結的國內程序。
國際法下的條約
1969年通過、1980年生效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是國際法中關於條約規定最主要的法律基礎──也就是由條約來規範如何定義並解讀條約──而「條約」是指國家間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的書面協定，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如公約、協定、諒解備忘錄、過渡辦法）或兩件以上相互有關的文書（如外交換文、商定記錄），名稱五花八門。
諸如批准、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都算是一國在國際上確定接受條約拘束的「法律行為」。不過須注意的是，有時候「簽署」就等於同意承受條約的拘束，而這得視條約本身的相關規定，通常會在談判時就先講好。總之，條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協議必守原則（pacta sunt servanda）。也就是凡事不打臉，才能維持良好的國家誠信與穩定外交。
自19世紀以來，條約的國內程序才開始流行，即一旦完成批准，就等於同意被條約拘束。批准後，就算條約本身還沒生效，該條約也對批准國產生拘束力。也就是說，不管國內社會紛紛擾擾，批准國都「不得妨礙條約目的及宗旨的義務」。 在等待正式生效的期間，遵照不打臉原則，除非條約人氣太低一直達不到要求的批准數量而生效不了，那大家最後就摸摸鼻子算了，不過多久是「太久」視情況而定。
近代條約都附有「最後條款」（final provisions）的部分，會說明簽署後，代表拿回國內應該做什麼，而無論談判、簽署、批准、遵守（或耍賴）都要有國內的民主正當性並符合國際法。事實上，19世紀中葉以來，「批准」逐漸從形式走向實質審查，也象徵締約權力由行政權移轉至立法權，最後成為當代國際法的重大變革之一。漸漸地，「國內批准程序」成為國際法的一部分，不過國內如何批准則由各國自行決定，這點國際法管不著。
這個趨勢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越來越多「造法」（law-making）條約的出現——即不只是國家間的和解、互助或其他瑣碎的約定，更包含追求規範化、普遍化的意圖——因此更講求程序正當性。當然也與當時強國們法制發展相呼應，比如私法上書面契約的優勢、公法上國會保留的崛起，以及習慣法法典化的興盛等。同時，國際間的非正式文書開始退流行。
條約批准的法律與政治意涵
從社會契約的角度來看：一份Ａ國與Ｂ國的協定＝（Ａ國人民的契約授權Ａ政府）＋（Ｂ國人民的契約授權Ｂ政府）作最好的安排。因此，對Ａ、Ｂ國各自的人民而言，條約批准可以視為對該項安排進行最後的確認與同意，而這個行為也將一份國際協定，從一紙沒有法律效力的文書，轉化為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