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因為全國人民一心以及落實防疫政策之故，讓肺炎疫情在台灣獲得舒緩。然而由於之前許多人因為害怕疫情不敢上街採購，也讓許多產業受到很大的衝擊（註）。
就在封鎖國境、人民又不敢出門消費的前提之下，政府也不得不面對如何振興國內市場經濟的議題。於是，行政院早先提出了要比照先前振興三倍券之模式，發行「五倍券」，讓人民可以用繳交1000元的方式，享受到5000元的實質消費金額（現在最新發展則是，改朝「全民免費領取」的方向規劃，預估增加經費約為新台幣200億元）。
不過，此番政策卻引來許多在地議會的批評，認為這樣等同繞了一大圈給人民錢，既然何不直接給人民現金，能更最快補償人民損失？更有學者提出，4000元的利得在每個月攤提之下只剩下300多元，這樣等於是沒有給多少錢，振興經濟的程度也有限。那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呢？
不同觀察角度，決定振興券的好壞
確實，從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來看，政府與人民的選擇偏好會不同。
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以單純確定獲益的角度來說，人民確實比較容易選擇領現金，而不會選擇振興券，因為現金發放只要符合資格就能領取，不需要付出其他成本；反觀振興券的好處，則是要進一步消費，才能享受到超值的獲利。
而如果改從政府剌激市場經濟的立場來看，似乎振興券才是較為可行的作法。因為振興券鎖定產業的使用方式，較能確保人民能把錢花在國內相關產業，因為如果發放現金，人民可能會把現金存起來、或拿去投資等其他用途，不一定會把錢投入市場消費。
振興五倍卷與發放現金的考量，經由「預期效用損益分析」，分就人民與政府的偏好，用最簡化的方式呈現如下：
發放現金4000元 ｜ 花1000元得5000元振興券
政府 ｜ -4000 ｜ -4000 (5000-1000)
人民 ｜ +4000(符合資格便可取得、不用消費) ｜ +4000(條件：要消費才能獲得)
剌激市場消費 ｜ 有可能，但現金使用途徑較廣，最後不一定流入市場 ｜ 比較能剌激市場，因為一定要消費才能獲得4000元利益
還可以用「損失規避」的角度想看看
面對五倍卷與發放現金的抉擇，還可以從「行為法律經濟分析」的論點（註二）來看。
比方說，由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所提出的「損失規避」理論（Loss Aversion）。本理論說明了人只有「有限的理性」，不會在每一次的選擇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透過不斷修正實驗，康納曼也將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導入經濟學的理論當中，並得到「人在獲利的時候會避免從事有風險的行為、而人在損失的時候較會參與涉險的活動」的結論。而這樣的結論，後來也被大量運用在評估法律或政策是否具有實效的討論上。
從損失規避理論來看，人在獲利時會趨向保守，不免緊守自身財物而傾向不願進行交換或投資，並有可能拒絕後續帶來的風險──縱然有機會進一步獲利。
但相反的，若人處於持續損失，甚或一無所有的狀態，正因沒什麼好再失去的，因此更願意參與帶有風險的投資或是交換行為，以求獲取更多利益。回到我國，振興券的運作是透過購買振興券，以換取更多利益的方式來刺激消費。也就是說，人民必須要先付出1000元購買五倍振興券，才可以擁得5000元的購買或是消費金額。在這種情況下，一旦花錢購買了五倍振興券時，行為人就會是處於一種「損失」的狀態（至少付出1000元）。因此從「損失規避理論」來看，行為人在損失的狀態下，便有更大的動機去付出、交換、投資或是採取有風險但可獲利的選項。
反觀如果發放現金，除較難確保現金會進入國內經濟市場（如單純儲蓄），藉以促進振興國內經濟產業外，由於不需人民預先付出對價，只須等待政府透過實體或是電子方式，把錢放到口袋，也讓所有受益人彷彿身處不勞而獲的狀態，也就是損失規避理論中的「獲利狀態」。
根據該理論，人處於「獲利狀態」時，會趨於保守而不願意將已獲得的東西交換出去，甚至可能進一步會放大自己持有物品或是金額的價值，而有了所謂的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或是認為改變現狀成本會太高，因而比較願意安於現狀，產生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換言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每個人會過於重視自己所持有的物品價值，而導致市場上物品或是現金的交換減少，也就難以有效刺激市場經濟或是消費目的。
免費發放振興券的效果，會跟發現金一樣嗎？
如果真的像行政院所說，改用無償方式來發放振興券的話，是否將發生跟發放現金一樣的問題？首先，若無償振興券也會限定使用用途，例如只能用來購買衣物、餐飲等等，那麼確實也能同樣達到剌激消費的目的。
但又該如何確定，人民在拿到振興券之後會主動出門使用振興券呢？在此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提出了另一個解釋這樣消費心理的理論──心理帳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