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的現象在我們生活不斷出現，然而人們卻經常選擇視而不見，也讓國家承諾了各種約定，也大方不去執行（註）。
本文認為，透過心理學研究，其實更能暸解人們對氣候變遷的反應，並進一步影響政策的落實效率。
簡單來說，如果政策制定者對氣候變遷不熟悉，又或是民眾對相關議題沒有認同感的話，這些都可能影響氣候變遷管制的效益與執行程度。
氣候變遷，各國說的比做的多
今年十月底開始，在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將展開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締約國大會（COP26），討論如何進一步減碳，並想辦法因應更多的氣候變遷現象。
在大會之前，聯合國環境署（UNEP）揭露了一份報告，說明其實在各國大喊口號要減碳的同時，以目前全球碳排放來看，到了2030年，我們其實只有辦法減少7.5%的碳排放，距離減少45%的碳排放目標，仍然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由此可見，主要排放國喊著減排的口號，但實際上卻沒辦法落實承諾。換句話說，究竟應如何加速、改善、甚至完全達到碳減排的目標，目前看起來是雷聲大雨點小（註二）。
台灣雖然非為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締約國，但在2015年時終於通過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指出台灣產業未來的轉型──即朝著綠色能源，或是乾淨能源前進。該法除了強調政府應努力培植相關產業外，更對氣候變遷的教育與宣導也有著墨；其指出政府機關應該推動有關「氣候變遷」的教育宣導。
雖說如此，台灣的減排進度其實也不盡人意。據渣打銀行的調查，台灣企業中仍有57.1%的業者沒有作出任何減排規劃、更有78.6%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怎麼計算碳足跡。
話說回來，為什麼在氣候變遷現象越發劇烈的現今，人們仍然對於氣候變遷的議題沒有迫切的關心，本文認為：心理學可以提供經濟學利誘以外的方式，解釋個人為何就是比較不在乎氣候變遷問題。
氣候變遷與心理學的互動
氣候變遷很像──溫水煮青蛙，當氣溫緩緩升高的時候，我們人正如同青蛙一般不知不覺地被煮熟了。這是由於氣候變遷牽涉到的成因與結果相當複雜，因此往往要透過精密的儀器與實驗，才有辦法分辨造成氣溫升高的因果關係（註三）。
而正因理解門檻不小，也造成許多人們在認知與情緒上的負荷，而這些過載的負荷可能會引出人們「心理麻木」（psychic numb）的效果。
心理麻木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在人們面臨重大的災難或衝突，往往透過麻木情緒感知的方式，來保護自己不受到外來的影響傷害。
比方說，當氣候變遷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累積（如一定程度的氣體才有辦法補抓太陽熱量），且透過全球各地不同成因的積累（氣候變遷的因素分布全球），才會慢慢外顯，也讓許多人對氣候變遷議題陷入麻木──認定氣候變遷根本是假議題，說服自己相關議題其實並不嚴重。
另一個可以拿來跟氣候變遷互動的心理學效應，是「可辨識受害者效應（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
換句話說，氣候變遷成因複雜、影響廣大，讓人們難以辨識氣候變遷的受害者，而在沒有明確的受害者面孔下，人們自然會對氣候變遷的現象處之漠然。
反之，若有明確可辨識的受害者，人們就會因同理心的作用，願意付出、協助這樣的災難或現象。
再者，人們最常使用的思考方式──「捷思」，也會影響我們對氣候變遷議題的觀感。這是因為，氣候變遷議題經常沒有一個參考點（因為多半首次面對），我們便沒辦法透過可得性捷思（availability heuristic）或是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 heuristic）的方法找到快速的解決方案，或是透過特徵歸類加以研判也就不經意地簡化了問題的邏輯（簡化捷思），而慢慢認為氣候變遷並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最後，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可能會產生動機認知（motivated cognition）──也就是說，接收資訊時，人們會以自己的動機去理解、過濾資訊，導所獲資訊會有濃濃的立場色彩，認知也會變得扭曲。
這就像是，意識形態所形成的動機認知，會影響人們選擇要相信何種資訊。又或當人們尋求專家意見，以便獲取更多資訊時，也可能會被自己的動機認知影響，更容易傾向選擇那些與自己價值觀、世界觀一致的想法；而這樣的做法，更會在人們反覆獲取資訊的過程中，越發鞏固，並造成「思想兩極化」的現象，讓團體之間的拉扯更加嚴重。
而前述種種心理狀態，自然就會進一步影響法律的落實。換句話說，人們可能會陷入麻木而漠不關心，或是會因為自己的偏見而不斷質疑法律的正當性，甚至到頭來認為氣候變遷這樣的議題根本不存在。
因此，也就逐漸加重國內外執行氣候變遷政策的負擔，並稀釋原先應該分配到執行面的資源；長久以往，也將影響執行的深淺與快慢。
心理學有助管制氣候變遷
透過上述適例可知，心理學的研究，能夠說明人在遇到氣候變遷時的心理反應：而這些心理反應，當然也可能出現在國家元首、立法者、法律執行者、法官或是一般人民身上。這也讓心理學，可以幫助我們制定更有效率的氣候法律與政策，藉此保護我們珍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