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季節、眾聲喧嘩，各政黨的候選人無不關心少子化危機。今天與各位選民一同討論未滿 6 歲孩童的育兒政策，淺談背後的立場及可能的影響。

## 賴清德：願讓國家與社會共同承擔育兒責任

民進黨籍的賴清德，是三組競選團隊中，相對願意改變市場提供照顧的現況，具體提出如何改由國家及社會協力，並承諾讓托育服務更普及。

首先，賴團隊協助家庭育兒的政策，僅有推動「彈性育嬰假」，擴大父母選擇「照顧時間」的權利。這是因為，照顧孩子常有突發狀況，多數父母只能使用無薪的家庭照顧假、特別休假，一旦用完就可能被迫請事假──如果有以「日」或「小時」彈性計時的有薪假別，將更方便。

相比另外兩組候選人，賴較積極承諾要擴張托育服務，且「增加送托孩童接受公托比例（註一）」。

自 2018 年 8 月推出「建立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機制」迄今，未滿 3 歲孩童的送托率指標，已提升至 20.3%（行政院，2023），未來目標將提高至 36%。然而 2020 年參與準公共化的孩童，即佔所有家外送托的 8 成（王舒芸，2021），國家投入仍少。

當政見包含增加公共托育補助至 7,000元，也要先真正提供公共服務，才能使選民受惠。

為了讓選民信任國家的照顧，賴團隊優先提升公幼的吸引力；訴求降低師生比、延長公共幼兒園的平日收托時間，以及讓孩子寒暑假得以送托──目前有這些需求的家長，往往掏更多錢註冊私幼。

說到底，想辦法由國家增加公共托育，跟讓市場來，究竟有何利弊？

國家主責的好處，是能直接藉由立法或試辦辦法，保障幼教人員薪資（依年資提高公共托育及教保人員的薪資），或促進服務品質（逐步降低公共幼兒園師生比）。當然，各個倡議組織還是花費了大量心力監督政府確實的執行。

反過來說，市場理論上比政府更快速且彈性，例如：尋找場地與簽約，行政成本更低，這也是維持準公共化政策的理由之一。此外，政府若要鼓勵市場提升品質或加速擴張，大多是藉由財務誘因（如提高補助至 13,000元），讓業者有利可圖而加入或增設園所；再議價收費價格的上限，間接減輕家長負擔。

但這不是解決托育需求的萬靈丹。在人口規模較小、人均所得較低的地方，因為需求不足，大多時候難以長出市場服務。

最後，允許市場同時存在準公共與私立業者，也可能創造二元市場──不僅是收費價格的差異；當政府要提升品質，多半只能將手放在參與「準公共」的私立托嬰中心及保母，如政見所說的提升托育品質，並依年資提高準公共的教保員薪資。

再者，政府還需耗費額外成本，緊盯簽約單位是否履行各項要求，如檢核薪資單或突擊收托情況，檢視是否有巧利名目的情況。至於其他未參與「準公共化」的私立業者，政府除了訂定照顧的基本線（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01)》）來設防，實在很難保障「用得起、用得安心」的照顧。

## 柯、侯：更關心如何減輕「在家育兒」的經濟重擔

民眾黨的柯文哲，以及國民黨的侯友宜，皆有提出照顧兒童的相關規劃，但相較賴團隊往公共化的方向走，較傾向提出「減輕家長經濟負擔」的承諾。

柯候選人宣稱要提高「家外送托」的普及率，要求國家提供更多服務，卻未訂定明確指標──如可負擔性與品質（註二）。

他與賴團隊相同，都鼓勵「企業」自發的設置托育場所，但未敘明要有多少家公司參與。同時，也要增加「公立」托嬰中心與幼兒園，承諾平日傍晚與假日期間，孩子也能送托，減輕家長接送壓力。接著，更要「優先」提高公立幼托教師與人員的薪資，提升幼托品質。

換句話說，是要讓更多小孩得以註冊公托與公幼，並讓那裏的教保員獲得合理薪資；只是，假若並非家長只要有需求、有意願，都可以送托公立機構，兒童照顧的改變也是有限。

相較公托發展的抽象論述，柯的政見明確強調要給予育兒家庭長期支持，並協助甫生育的家庭度過經濟困窘期。因為他選擇把新生兒父母的經濟支出（孕產期及嬰兒階段），視為集體責任和公共風險。

具體來說，柯預計特別延長 12 萬的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與每月 5,000 元的育兒津貼至孩童 12 歲，並按胎次提供「懷胎及生產津貼」（好生好養補助 15萬），只要是「國民」（目前並未強調排富），都能享有，由社會共同減輕「甫生育」的「短期間」內的經濟負擔。

只是此種一次性的現金給付，也挑戰公民社會是否信任獲取補助者，將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相對而言，把資源直接用在公共或市場服務，更能貫徹政策目的。

儘管與柯文哲的政見相近，但侯團隊更強調讓分攤家長，養育學齡前（未滿6歲）兒童的經濟負擔，及擴大家長選擇育兒場所的選擇權──家長可以讓孩子免費就讀公共化，或準公共的幼托單位；家長也可以選擇就讀私托與私幼，並獲得6歲前每月 1 萬元的育兒津貼（現行為第一胎 5,000 元，5歲再加碼1萬）。

但在承諾免費或平價服務的背後，財務資源也可能流向「未參與準公共的」托育市場。

除了提高育兒津貼，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外，侯也強調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會從 12 萬加碼至 18 萬。此外，也訴求增加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從月投保薪資的 8 成調至全薪。

這種調整的立場是：社會應將資源，優先投入在曾為國家經濟發展「有貢獻」的「勞動者」（就業保險年資滿1年），也鼓勵「在家照顧」（申請育嬰假，暫時離開職場）。

換言之，是公民必須參與就業一段時間，社會才集體承擔他們因照顧延伸的「經濟需求」。此舉有助於擴大且維持勞動參與，卻可能排除難以就業、自營就業，或處於非典型就業且經濟危殆的家長。

總結柯與侯提出的政策，其實都並未具體提出擴大公共托育的措施及目標，而是用政策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但是，依據家長使用金錢的方式，托育服務卻可能越來越「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