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眾人的努力

原住民族醫學會（原醫會）過往即於 2010 年，辦了數十場部落與專家座談，蒐集了原鄉健康工作者、部落居民及專家學者意見，提出《原住民族健康法》（原健法）第一版的草案。

在轉型正義的社會氛圍下，原醫會於 2017 年與政府各部門協商修訂後，提出新版民間草案，指出台灣原住民族健康政策的問題。

2020 年 5 月立法院第一會期結束，國會主要政黨不分朝野族群，再產出[七部「原健法」草案](https://www.mohw.gov.tw/dl-64216-e72db9a0-3fe2-45ca-bf8f-52d18dda23e1.html)。9 月新會期展開，草案進入一讀程序，交由內政、社福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各版本草案關注的核心主題，正是照顧服務接受者（原住民族人）的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問題。

換句話說，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的問題，資源分配不均是重要成因，但忽視殖民影響與族群差異、缺乏族群健康資料與指標，都導致[決策衛生與健康方案時，內容往往造成「文化不安全」的結果](https://news.ipcf.org.tw/30379)。

針對文化安全的概念，如同〈[為何《原住民族健康法》草案難以解決原住民族人的「文化安全」問題？](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2654/fullpage)〉指出：

> 以影響健康甚鉅的飲食文化為例，「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官網對於排灣族日常飲食習慣的介紹，便體現出官方慣於忽略「部落之間」主體性差異的觀察失誤。例如，相關介紹指出，排灣族人「會將吃不完的芋頭做成芋頭乾，平常可以直接烹調，打獵時更是隨身攜帶的乾糧」等生活行為，對於坐落屏東縣牡丹鄉的南排灣族社群生活而言，其實並不常見，但卻如同一種單一的族群刻板印象，長年鑲嵌於部落族人的外在印象當中。這是難以透過文化課程完全導正的「文化細節」，深深影響基層人員對於受照顧者飲食情境的認知及反應。

原健法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並拓展原住民族權利與福利的保障體系，但遲遲未見[行政院版](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05050217.aspx)，因此影響了整個法案的審查進度（註一）。

2022 年 7 月 29 日（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前夕），眾多原權團體召開一場記者會，提到包括「原健法」在內，許多重要法案如《原住民族自治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立法進度停滯，《原住民族身分法》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的修法也進度緩慢，致使族人面臨健康不平等的困境（註二）。

在社福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的「原健法草案」公聽會上報告時，衛福部倒是提到，為使原住民族健康領域人才具備文化敏感度，衛福部將鼓勵培育專業教育與訓練中融入文化安全相關課程，並規劃跨文化照顧能力及領導力等課程教材。

其實衛福部於「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就已經把[原住民族健康議題獨立設成專章](https://www.mohw.gov.tw/cp-26-42978-1.html)，並自 2018 年 5 月開始推動「原鄉健康不平等改善策略行動計畫」（2018–2020 年）。三大重點包括從數據找目標、從在地找人才、從文化經濟找方法，以發展擁有文化能力的照護服務、提升照護服務覆蓋率，以改善[原鄉健康不平等](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dcef57a2-e619-40fa-b992-455260a27a23)。

然而，在專責單位缺席之下，原住民族健康業務常被推給衛福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下的「原住民族及離島健康科」，不僅權限不足、欠缺預算總額，更與離島照護資源相互排擠，[導致弱弱相殘](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0126)。

面對國內種種不足，那麼國際公約，又是如何看待「健康政策」的設計？

公約說：國家應盡力提供易取得，且符合族群文化的健康服務

根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00038)》第12條，國家要盡力保障人民「享受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

2000年，經社文權利委員會提出[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https://covenantswatch.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12/ICESCR_GC_14_ZH_TW_MOJ.pdf)，強調健康權內容是否充分滿足，須檢視各項醫衛設施與服務的可使用性（availability）、可取得性（accessibility） 、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及品質（quality）。

關於「可取得性」，委員會認為健康設施、物資和服務，必須是各群體都能實際安全獲得的，尤其對邊緣化族群（如原住民族）而言。而關於「可接受性」，所有衛生設施、物資和服務，必須遵守醫療職業道德，且在文化上是適當的，即尊重個人、少數群體和民族的文化等。

前述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中第 27 段，甚至特別單獨討論了原住民族的健康權保障議題。根據新興的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委員會認為，原住民族有權享有具體措施，改善他們獲得健康服務和照護的條件，而此等健康服務在「文化上應當是適當的」，須考慮傳統的預防與照護實踐、治療措施與藥物（註三）。

委員會尤其強調，在原住民社群中，個人與群體健康是相互連結的，具有集體的面向，故發展活動若違反原住民族意願，迫使他們離開傳統領域，破壞他們與土地的共生關係，將對他們的健康產生有害影響。可見原住民族的健康權之保障，與他們享有的其他權利是習習相關、互相連結的。

因此，各國應為原住民族提供資源，設計、完成並管理這方面的服務，並妥善保護重要的醫療用動植礦物等天然資源，盡力使他們能夠享有最高水準的身心健康。

為實現此權利，國家具有「實現義務」（obligation to fulfill）、採取積極措施，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