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馬前總統被起訴：在2013年8月31日，將檢調偵辦案件之秘密及柯建銘委員的個人資料，告知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等人知悉，構成洩密罪嫌[1]；台北地方法院8月25日下午四時宣判無罪，引發軒然大波。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繫權力與民意於一身，其運作是否能合乎法治，將深深牽動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法院的說法[2]自可受公評，尤其今日主角─院際調解權的運用是否得宜！
大法官曾在司法院釋字第419號蜻蜓點水指出：若如本案，將總統解為超然於五權之上，遇事則負責調解，其實不脫十九世紀初，為求君主能退讓，所以讓其繼續擔任國家元首，進而保留少許權力的妥協見解，與代議民主政治的發展並不相符。
大法官過往的講法雖十分簡潔，卻也可看出，其無法贊同本案法院將「院際調解權」如此擴張的見解；本文也試著進一步超譯，究竟為何調解權與代議民主不符，不外乎：（一）權力分立的破壞，（二）司法獨立的失靈？
先還原法院說法
經法院確認：馬英九前總統確實知道他所洩漏的，是犯罪偵查的相關秘密或監聽資料，並有意告知江宜樺前院長等人，所以符合「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使用」通訊監察所得秘密及「不當利用」個人資料等情況。但是，法院卻搬出了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依法令之行為，不罰」，認定馬前總統無罪。
簡單講，雖然是洩密，卻是依據法令所為的行為，所以不應處罰。那到底是什麼法，這麼厲害，擋得了刑罰規定？答案就是前面所說憲法第44條的院際調解權。該條規定：
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法院藉此指出，此條賦予總統超越黨派的中立仲裁角色，一旦「院與院發生爭執」總統自得與相關院長會商，使紛爭儘早消弭於無形，維持憲政安穩。
而今天到底吹了什麼風，讓馬前總統亟欲跳下來解決？法院認為：由於立法院長結合在野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向法務部長還有檢察長關說，形同行政、立法兩權聯合侵害檢察司法的獨立性之外，更能預見當關說案被爆料之後，除讓司法威信遭受極大的損害，更必然使立法院與行政院捲入政治漩渦，造成憲政體制運作的空前危機。
法院表示：馬前總統為了解決這樣的爭執，也才找了江宜樺前行政院長等人一起解決；而又為了處理這樣的權限爭議，只好將相關秘密，用口頭摘要的方式轉述，並未透過紙本發放閱覽，是馬前總統這樣洩密的行為，也是不得已的。
總而言之，法院認為馬前總統確實是洩密了，卻是為了執行憲法上的「院際調解權」才這麼做，不罰。由於總統手中掌握檢察官辦案進度，且不排除透過其一己之念到處宣揚甚至干預，很難讓人輕忽，所以我們得好好檢視，如此運用「院際調解權」是否妥適。
站在憲法第44條向下看
如同前述，也許可從「權力分立的破壞」及「司法獨立的失靈」二角度切入。
一般而言，當代民主社會之所以需要「權力分立」，是希望透過權力間的相互制衡，避免權力濫用，確保人民權利。今天，如果我們承認總統只要國家發生狀況，就能透過院際調解，把各院院長結合在一起，由總統主導政局，當初又為何需要分設五院？
這麼一來，除了剝奪其他憲法機關履行憲法任務的職責，架空原本相互牽制得以衡平的遊戲規則（如不信任案或覆議制度），讓總統得以藉機取而代之，使機關彼此權力失衡；若是真那麼期待，我們何不直接仿中國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政局中心，敦請未來領導人坐上總書記大位，讓政局運作更加「一體和諧」？
再來，司法獨立是法治國家的靈魂，我們堅信法治的意義，所以希望讓司法人員能夠安心任事，不受政局干擾，為我們堅守最後一塊價值淨土。好吧，總統為什麼可以知道檢調的偵辦進度，在此先不論，然而本案法院自己也提到：檢察官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等權限，應使其權限不受任何干擾；若經行政權不當介入，就是對司法獨立的破壞。
回頭來看，這次院際調解權的行使，竟然可讓那些「不具任何辦案權限」的人士知悉案件進度；而經過幾番調解，案件又會被如何介入，實難進一步得知—等於為了防範關說事件破壞檢察公正，反而主動插手偵辦過程。這樣外界人民還能繼續信任司法的貞操嗎？本案法院所高舉的司法獨立又剩幾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