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七號言論自由日的時候，總統蔡英文曾這樣表示：「這兩天因為有收購臉書粉絲專頁，或者是金錢利誘，培養特定主張的網紅的宣傳，引起社會惶惶不安。沒有錯，臺灣言論自由的邊界正在被侵蝕，社會的信任紐帶正在瓦解，假訊息正給臺灣的民主和自由帶來嚴峻的挑戰。」 「自由從來就不是理所當然，它可能遭受威脅，更有可能倒退。所以必要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挺身而出，勇敢的捍衛自由。利用臺灣的言論自由，侵蝕我們所擁有的自由，這種事情我沒有辦法接受，我相信臺灣人民也都不能接受。我做總統會堅守立場，為民主奮鬥、戰到底。」 這樣的「奮戰到底」論引發批評，如楊照所述：「說有些言論是被外力收買的，說有些言論在傷害台灣，我們的總統意思是我們現在有太多言論自由了？所以接下來要做應該做的，是限縮言論自由，不准這些她認定被外力收買、會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發聲嗎？要『全力捍衛言論自由』沒有別的方法，就只能是尊重這個社會上所有人想說的話，想表達的態度。」 在各抒己見的前提下，這次不妨就讓我們用法律的觀點，也就是透過現行法─「應然面」的角度，好好作個判斷？於是，就讓我們回顧言論自由的意義還有常見的誤解，並緊接思考言論是否能夠管制？甚至用案例來探討管制的界限在哪邊？
言論自由的意義
廣義來說，言論自由意味著我們擁有透過說話、著作、新聞報導或集會遊行等方式，表達想法於外的空間。保障暢所欲言的目的在於，表達本身除了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的功能之外，更可透過意見的交換，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透過這樣的交換，進而形成輿論，促進各種政治及社會議題順利進行的種種效果，毋寧是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機制（參見司法院釋字第509、689號）。 而在網路論壇常見謬誤像是：這是某人的言論，你如果批評他／她的想法，就是對其言論自由的侵害。舉「兩岸統一」與「滾回中國」這樣互衝的說法為例，顯而易見地，「滾回中國」一詞並沒有直接禁止提倡統一者的言論；統一論者很難隔著螢幕就會立馬心生恐懼，舌頭更不會馬上打結。 更重要的是，言論自由的功能之一，既然希望透過意見的交換，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進而形成輿論，促進各種公共事務順利進行。因此，主張「我有我的言論自由，所以你不可以批評我」的說法是絕無道理；換言之，一昧拒絕批評，毋寧阻斷公共事務的交流，妨礙彼此在議題上進行論理攻防，甚至是多元價值觀的相互妥協。
常聽到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我們是否能限制言論自由？
可以。簡單來說，就是立基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間的權衡。也就是說，當二者發生衝突之際，並非以二擇一的零和模式解決，而應依具體個案的狀況，採取利益衡量的精神判斷。 以司法院釋字第509號為例，大法官就明示：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仍得對言論自由作適當的限制。甚至，司法院釋字第623號當中，大法官更提到：言論自由雖受憲法保障，但那並非絕對不受任何管制，立法者在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前提下，就可經由法律明確規定，給予適當限制。 像是為防制、消弭兒少性交易的事件發生，法律就相關廣告言論所為的隔絕措施，就是一種為了兒少身心發展等重大公益，所採取的必要手段。 精準來說，這樣權衡公／私益的觀察角度，正是運用了所謂「比例原則」的概念。其蘊含的思考步驟就是：先思考限制手段的目的是否正當，是否蘊含一定公益，緊接思考限制手段是否能達成限制目的，再來觀察所有能達成目的的限制手段之中，我們是否選擇了侵害最小的那一個，最後要注意因限制所增進的公益，是否確實優先於所限制的私益，避免輕重失衡。
案例思考：可否限制「爭議」言論內容？
過往，最著名的就是用「集會遊行法」禁止「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行徑。大法官也在司法院釋字445號中明白指出：在一開始申請集會、遊行的時候，主管機關若只是因為申請人有推動此主張的想法，卻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毫無「明顯而立即危害」的事實，就不予許可或逕行撤銷許可，則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遊行，乃過度干預集會遊行參與者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而違反了憲法第23條所定的比例原則。 對照德國，也曾立法限制納粹思想（夠爭議了吧）。簡言之，德國刑法第130條第4項規定[1]，禁止人民以破壞受害者尊嚴的方式，公然作成頌揚納粹的言論（有沒有很眼熟，例如支持武統？）。 前條德國刑法處罰「贊成、頌揚、辯護納粹暴虐統治」的言論，無疑是對特定言論內容的限制，然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2009年的Wunsiedel判決中，卻表達合憲的立場，法院到底做了什麼「權衡」？簡言之，與前面大法官解釋相似，都著眼於言論是否確實煽動聽者的想法，進而重大影響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