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婚姻平／不平權硝煙再起，造謠、闢謠雙方都積極動員，彷彿婚姻只有單一的定義和特定的形式值得被法律保障。因此作者希望一點一點去探討「恐懼總和」的源頭；在最後，也想告訴同婚支持者，其實眾人怕的不是倫常秩序崩解，因為早在婚姻法制化之前，現今的父母子女關係早已建立。當所謂人倫悲劇發生時，之所以會被稱為「悲劇」也是因為價值尚未崩壞。

眾人擔心的也不是繁衍後代的問題，因為只要想生孩子，不管有沒有婚姻關係的存在，人們還是一直在生，而少子化的問題更多是因為農業社會現代化造成的壓力，以致許多人無法負擔越來越高的教養子女成本（有時甚至是政府的政策因素，以因應現代社會的變遷與人力需求下降）。

「家庭形式」的改變也不是重點，因為除了婚姻關係所形成的小家庭外，這個社會本來就存在許多其他可能性，像是隔代教養、三代同堂、教會生活、朋友同居等等，但「核心家庭」的關鍵地位也從未改變，而同性婚姻更是為了加強這個地位。

如同許多反對同婚者指出的，當下台灣紛紛擾擾，各種民生問題沸沸揚揚，那麼多法案同時在進行，所以到底是什麼讓一票反對者不顧一切地只聚焦同性婚姻呢？說到底，其實是「異性戀」主宰台灣社會的權力（不是權利喔～），或稱「異性戀霸權」（heterosexual hegemony），及主流異性戀者嚴正面臨的失勢焦慮（誰不想永遠稱王，right！）。

按照反對者的邏輯：婚姻建立家庭、家庭組成社會，因此婚姻、家庭、社會是三位一體的，在這個框架下，主導這三位一體的永續發展，是「文化」──不是基督文明、不是漢人倫常，而是兩者共享的──異性戀主流文化。因此，非異性戀者（或異性戀中的非主流者）都應該摒除在外，否則將破壞社會的「永續發展」。

乍聽之下，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在追求社會的永續發展時，家庭扮演的角色（無論法律承認與否）都舉足輕重，因為關乎個人認同、情感陪伴、溝通能力等養成，至於婚姻是否真如同婚反對者（甚或支持者）說得那麼關鍵呢？姑且不談更激進的「想像不家庭」，至少須先識破對婚姻的想像及其建構是如何制約了今天的對話。

婚姻本質主義的謬誤

對於許多反對同婚者，柯志明的《反同性婚姻法制化問答》提供了一個有趣卻值得商榷的問題（或武器），柯志明及類似想法的人都斷言：婚姻有其本質，即「以自然的方式」生養後代，建立在婚姻之上的家庭，以及建立在家庭之上的社會，都是以延續這個本質為目的。

反過來說，同性伴侶所形成的婚姻、家庭、社會關係都與該本質相悖。那麼對如此主張的人來說，雖從平等權角度來說，同性伴侶關係或有保障之必要，但因與「本質」不合而偏離規範（perversion），因此應另開特殊制度為之。在這，所謂的平等，淪為法定權益上的形式平等，而非涉及尊嚴或正義的實質平等。

這個說法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能斷定「婚姻有本質？」若婚姻真如柯志明所稱，是一項「關乎社會之存在、延續與秩序的公共制度（public institution）」，然而制度有其目的和變遷， 甚至消亡的可能。而事物的本質意味著不變、穩定、恆常， 因此若婚姻這個概念指涉的是一項制度，便不可能有所謂的本質。

就算婚姻有本質，又為何是「自然生育的可能性」？即便是一項自古以來與某事物「存在」相關之「現象」，並不必然構成該事物的本質。比如，男人普遍有陰莖，不等於陰莖是男人的本質；國家普遍獲得他國承認，不必然表示他國承認是國格的本質；華人大多有祭祖的習慣，也不代表祭祖文化是華人的本質（再比如許多基督徒便不祭祖，其族裔也不會因此受到否認）。

或許我們能想到很多「未生育」或人工受孕的婚姻實例，而柯志明文中亦肯認「沒有生育的異性婚姻」並不等於否定「婚姻作為保障生育兒女之制度的根本價值」，因為異性結合有自然生育的潛力，只是不一定能使其發生。

然而，就其主張似乎也只能觀察出，真正具有本質的是「相異的生理性別」之於「生育」，而非「婚姻」；更精確來說，生育的本質是受精卵，甚至不一定與人的性別有關。

事實上，去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出來後，雖非採取「生兒育女說」，但其認定婚姻是為了體現「超越生死的一種愛」，其實也是一種婚姻本質主義（marriage essentialism），因為這個定義否定了許多並非出於愛（但仍是出於當事人同意）的婚姻，比如中國近來時興的形式婚姻（男、女同性戀者之間的結合）。故無論受到法律保障與否，任何試圖以某種「本質」來定義婚約當事人間的關係，都會有難以解釋的例外。

文化相對論的自我矛盾

論戰中，許多人拿歐美中的正、反實證來討論同性婚姻的好與壞，雖然有其參考價值，但許多人不禁問：「難道台灣一定要向歐美看齊嗎？」當然，「歐洲人權法院（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關我們什麼事？」

但令人困惑的是，主張同性婚姻將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理由卻大多出自法國La Manif Pour Tous或美國麻州的抗議影片，不禁令人懷疑本土派的文化相對論者（cultural relativists）的真正心意。試想若相對論為真，那麼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負面影響（若有的話），將不一定會發生在台灣，所以才更值得一試不是嗎？

此外，文化相對論者也經常產生另一種矛盾。誠然，人權雖然普世，但主張和實踐方式可能各地不同，難以一體適用，因此享有人權（entitlement）與實現人權（implementation）應分別來看──也就是說，各國政府應以不否認前者為前提，在實施措施上，得以參酌本土社會狀況各自裁量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