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少子化是國安危機？我們該只是生育機器嗎？｜人文思想

前言

這幾年來，「少子化」成為熱門議題，甚至被提升至攸關國家存亡的「國安危機」。

不只中央花費大筆預算成立少子化辦公室，推出鼓勵國民生育的政令宣導品，例如近期教育部被炎上的宣傳廣告。在目前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們也爭先恐後宣布對少子化的對策。

比方像是：「台灣大問題是不婚不生不養不活」、「生一個小孩，我讓你多養一隻寵物；生兩個，我讓你養一對」、「零到六歲國家養」、「兩岸關係惡化，年輕人不敢生小孩」、「奇怪了已經進口三十萬外籍新娘，為什麼台灣還那麼多男生沒結婚」等宣言。

可以說，對少子化的論述部署，只欠缺一個「對少子化開戰」的儀式，即可達到這齣政治黑色幽默的高潮。本文主旨不在獻上解決「少子化問題」的妙策，而是反思常見論述生育率的方式，存在什麼預設前提，而這些前提是否洽當──甚至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我們」要如此關注生育率。

當生育不見慾望，做人只是工具

既然人工子宮這種夢幻技術，尚只出現在科幻小說，而送子鳥存在於童話，我們只能先接受：要有小孩的誕生，必先要有生小孩的過程──一種人類原初慾望的實踐。

然而，回顧文獻、政令、論述、分析，各種促進生育的環境因子（房子／薪資／街道／友善餐廳／職場環境／戰爭等等）都被詳細列出了，唯獨「慾望與愛」少被著墨。當然，這組詞彙在文學領域是熱門關鍵字；又或許只是，我們在「正經討論」上，不好意思提到這些私人衝動。

然而，一方面對生子侃侃而談，卻又刻意繞過情慾，真的只是場合不宜嗎？

Deleuze 與 Guattari在《反伊底帕斯》書中主張，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原理，就來自對慾望的壓抑，同時將被壓抑的慾望導向符號，由符號取代被壓抑的慾望，讓慾望無法被滿足的人們進行符號消費。

Deleuze 與 Guattari 的理論或許有點抽象，但如果舉最近教育部針對「育兒政策」被炎上的廣告，，說不定能體會一二：「你現在是___，不可___，除非你___。」

前一個空格可以是：當父親、母親、主管、學生；中間一個空格可以是買公仔、買衣服、出去玩、打電動、喝下午茶、放假、交男女朋友、結婚；最後一個空格是：存到某百萬、做好某些家事、取得某業績、考試都拿一百分或斐陶斐資格。

我們都經常被社會所設定的符號所綁住，彷彿有了什麼身分、就只能做什麼事。因此，在少子化議題，我們也就可以看到這種把將慾望實踐與物質條件做連結的操作。

在談論生子的同時，也就總有意無意導向資本主義最萬能的符號：「$」。像是「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所以不敢生。」、「年輕人薪資低，所以不敢生。」、「職場育兒環境不友善，所以不敢生。」等常見論述。

於是，在關於「人之誕生」的討論上，「人」卻退場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理性、客觀、科學的語言，或者精確一點地說，是實用精神的語言。私人的主題不好意思說，我們只能用公眾利益的角度來談論生小孩這件事，諸如：人口老化、稅基減少、生產者減少、消費者減少、兵源不足等等。各種道貌岸然的敘述框架，理所當然將人變成工具。

把人當作工具，總結就是這種觀點：用人力投資的角度，分析家庭的育兒策略。

從這種觀點出發，在農業與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人手是重要的生產工具，所以需要人手的家庭自然就會多生幾個。到了經濟發達的社會，要讓一個小孩獲得一份體面的差事，則需要鉅額的教育投資，而少子化低落更是國家發展的重大威脅。

反觀，若人文主義或人本精神的意思，就是強調一個人的存在就是目的，而不是達成他人某件目標的工具。這種崇高的目標當然不容易完成，但如果談論人的思維完全被實用主義取代，怪不得人都不想存在於此世了。

這都是生命政治：控制人口創造的技術

Foucaul t認為，民族國家、官僚體制與資本主義，乃是近代統治模式的不同面向，而這套統治模式的核心就是創造一個可以控制的人口，Foucault 即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來稱呼。

而人口正是生產力與消費力的來源，也是保衛疆土的兵源，因此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來創造一個方便國家動員的總數。可以說，現代國家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就是自身擁有的人力。

相關具體措施包括，建立公衛系統，從此個人的病痛成為人群的流行病現象；建立獄政系統與精神病院，矯正或治療無生產力的人，或將其與有生產力的人隔離，避免感染正常人；建立教育系統，透過國民教育創造一群說相同語言以及共同價值觀（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的國民；性的道德系統，避免過早的情慾降低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又要避免過遲的生育，以免影響人口補充。

透過以上種種操作，所謂現代人的主體性實質上根植於一系列的符碼：銀行帳戶、身分證、戶籍、兵籍、病例、成績單、信用、財產清單等等。拿掉上面的符號，一個現代人將難以存在。藉由這些符號，個人生命軌跡將緊扣國家的規劃。

對於人口的執著與系統化操縱，誕生了上個世紀諸多人權危機。為了創造更美好、更健康、更強大、更有生產力的「我們」，以強國改種的優生學之名（註），讓我們看見了以國家體制之力，將原住民的孩童交給優勢種族的父母領養、將酗酒與特定疾病族群絕育、強制打胎的一胎化政策、強化邊界控制。

一系列的作法，將那些不符合我們想像般美麗的外國人驅趕出境──如某個東南亞人權之島，在 21 世紀初期會因為女性移工懷孕的事實，立刻取消其工作簽證，同時從其母國「進口」新娘以維持生育率。

回顧以上歷史脈絡，我們便可以理解，少子化為什麼會被塑造成國家危機。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套人口管理模式並不太考慮個人意志、自由、發展、願景、慾望、自我實現等等。唯有科學管理與量化思維，少有人文色彩。

誠然，人口下降有可能導致稅基流失等等，乃至於在未來某個時間點造成國家級龐氏計畫破局，沒人樂見這些後果，也有勞主管與規劃國家財政的相關機構想方設法。本文只是提醒讀者，不用對少子化危機的論述照單全收，反而應該警覺國家權力藉此「危機」深化影響力，更不用接受不相關的旁人頻頻用少子化的大義，對自己的生殖細胞比手畫腳。

【本文作者】

彭銘得

大學主修材料工程，研究所主修生物化學，還有一個科技與社會碩士，止於金匠學院的社會學博士。著有《東方魔法航路指南》以及《離散之星》。目標是造訪全世界的海豹。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優生即「Eugenics」一詞，在當代西方如同「white power」，具有強烈負面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