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二二八事件 72 週年紀念日當天，前總統馬英九循例前往紀念碑前鞠躬致意。然而，被問及關於轉型正義的進度，馬英九當時回應：「那已經早就做完了啊！」事後他更透過臉書說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涉及的轉型正義問題，二十多年來已得到適當處理，大抵已在既有的行政與司法體制內獲得解決。
馬前總統的說法，其實反映了不少人對於紀念二二八等事件的質疑：事情都過去那麼久，就算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也道歉了、也賠償了，每年還這樣大規模舉辦追思或抗議活動，或著發表追求歷史真相與轉型正義的言論，都只是訴諸傷痛仇恨的悲情，把二二八事件當政治提款機。
然而，這樣的想法，是否不慎把二二八、反對國民黨、選舉勝敗通通綁在一起，模糊了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追求方向，更剝奪了被害者及家屬知道真相的權利，給了加害者有迴避自己責任的空間，讓世代之間不再有餘力省思二二八事件及威權統治在歷史上的意義？
## 放下傷痛仇恨，是有前提的
先對照一下馬前總統自己在前述臉書文所提的：「面對二二八事件，我一向認為，關鍵是態度。唯有做到『面對歷史，就事論事』才能『是非分明』；也唯有『面對家屬，將心比心』，才能『療傷止痛』。日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參加『二二八事件72週年紀念行動』記者會時，跟與會者一起宣導愛與包容，呼籲拋開過去的傷痛仇恨，重新開始。這一點我十分認同，因為我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這樣做。」
然而，放下過去的傷痛仇恨並不容易，更是「揭曉真相」之後的事；面對有許多受害者陸續現身，卻鮮少有加害者的面孔曝光，如何能直挺挺地說二十多年來，轉型正義的問題已大致解決，不用再提二二八與相關威權統治事件？
就像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多次表示：「歷史的真相的釐清，有助於社會共識的完成。把責任講得更清楚，很多人就不用去承擔歷史的原罪，這樣對社會的和解，集體繼續往前發展，是很重要的動力。」
將心比心、試問一下：若誰家中有人因暴力相向而受苦甚或死亡，她／他是否能在真相不清、是非不明的前提下，充分療傷止痛，毅然選擇和解共生，重新開始？
而所謂真相的揭曉，尤其對那迄今仍不可言說的加害者，監察院長、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受訪時提到：在她的心中，至今仍有三件懸念已久的案件，期待得到解答；一是「林宅血案」誰該負責？二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是誰告密施明德藏身處並領走懸賞獎金 500 萬？最後，「雷震案」相關文件應歸還其家屬或公諸於世。
陳菊表示，以「林宅血案」為例，當時林義雄宅邸被全面監控，竟仍發生祖孫三人慘遭殺害的巨大不幸？誰有辦法在軍、警、情報單位監控下動手，究竟誰該負起最大的責任？ 加害者迄今免遭社會譴責，也無罪惡，我們不是要報復，但社會總是要有是非公道。
有了真相安穩人心，才有助社會「練習」和解共生，就像鄭南榕的後代─鄭竹梅小姐在媒體上所說：「一個人面對過去的痛苦的記憶，是痛苦的，但如果是一起面對的話，就不會那麼痛苦；現場很多受難家屬，常常會有人說，為什麼每年二二八都要出來，不是賠償過了嗎？其實，出來不是因為賠償，並沒有站不站出來的問題，家屬一直都在，加害者們也一直都在，加害者、受害者如何在社會共處、如何看待過去的歷史，還是需要練習。」
更何況，未來仍有許多新生族群，有幸遠離那段歷史，卻處在質疑的喧囂之中，不一定有機會從中找到意義。
## 二二八應被傳承的歷史意義？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沒有必要去紀念一個過去很久的事情，不僅沒什麼意義可言，充其量就是政治消費，典型如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受訪所說：二二八事件已經有補償、放假，民進黨卻屢次消費二二八，二二八已經是70多年前的事情，「在場的人誰經歷這些事情，或是在那時出生？這是過度消費。」
那八二三炮戰呢？迄今也將迎接63周年了，到時又有多少未在當時出生，或是沒有經歷過這場戰役的人，緬懷當年事件中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
其實不管是政治史還是戰爭史，如果能從過去的真相之中凝聚教訓、傳承後世，未來的人才有機會不再糾結既有的錯誤，一起共同進步；好比戰爭史希望人們理解戰爭的醜陋及生命的美好，政治史則多半提醒我們要對政府的權力保持警惕。
在作品《笑忘書》致力描寫極權統治的 Milan Kundera 也說過：「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時隔即將74年，我們面對權力結構絕不該遺忘的記憶是：二二八事件與後續白色恐怖帶給臺灣社會的負面影響，並不止於事件了結的當下。
這是因為來自許多受害者不見容於當權，而嘗到監禁、失蹤、死亡的滋味，倖存的見證者則被迫帶著傷痛衰老，多數仍未顯名的加害者眾則是遠離究責，在陽光下享受充分自由的空氣，而類似的故事卻是許多受害者家屬心中遲遲不敢面對的陰影，不同版本的詮釋更不時在各方族群與議題間產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