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續自〈監察院不是國會了，為什麼還握著調查權〉。
爭議二：監察院缺乏制裁權，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從國會中獨立出監察院，也導致監察院始終面臨功能不彰的疑慮，因為監察院不具備足夠的立法措施，例如立法、修法、預算或人事同意權，來制衡其他憲法機關。
監察院的監督權限，主要分為「對人的彈劾權」以及的「對事的糾正權」
依據《監察法》及《公務員懲戒法》的規定，我國的彈劾制度被區分為「彈劾權」與「懲戒權」，並分別由監察機關與司法機關享有。當監察委員表決通過彈劾案後，必須向懲戒法院提出彈劾，由懲戒法院檢視彈劾的具體內容，判斷被付懲戒的公務員是否真的違法或失職，並決定其應受的懲戒處分。
換言之，當監察委員發現違法或失職情況時，監察院都只有發動制裁的權限，並沒有最後懲戒權，要不要予以制裁、制裁內容如何，監察院都無權決定。前大法官董翔飛認為，以英美國家經驗來看，只有含有懲戒權的彈劾權才能發揮彈劾權的威嚇效果，而我國的彈劾權不能伸張，與只能彈劾、不能懲戒的制度脫離不了關係。
但是如果將懲戒權交給監察院行使，相當於監察院身兼檢察官與法官一職，當被彈劾的官員提出證據及理由抗辯自己沒有違法或失職的行為時，難以期待原先將其交付懲戒的監察院，會秉持公平、開放的心態判斷事實真偽，甚至推翻先前的彈劾內容，作出不予懲戒的決定。
至於糾正案的部分，當監察院對行政院或其他有關部會通過糾正案後，僅能促其多加注意、改善，並且要求機關書面答覆改善情形，如果遲遲沒有改善或未答覆，監察院也只能予以質問，不存在其他的強制手段。
不過將監察院與司法院對照，會發現即使是執掌司法權的司法院，也不免會面對類似的情況。當大法官宣告某條法令違憲時，如果行政機關堅持執行違憲的法令，或是立法機關拒絕通過新法，司法機關也無從強制執行大法官的憲法意志。
總而言之，在權力分立的原則下，權力的順利行使本來就常常仰賴其他憲法機關的配合，以監察權執行力不佳作為廢除監察院的理由，恐怕稍嫌薄弱了些。
爭議三：獨立的監察權沒有比較好用，反而徒增憲法灰色地帶
西方國家多半採取三權分立，是因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相互制衡的設計，確實能夠長久維持權力分散、人民自由與憲政秩序，但五權分立就不太一樣了。
孫中山的五權分立在既有的三權基礎上，又加上了考試權與監察權。其中，行政權原本的人事任命權被獨立出去，由考試權行使，但考試權不具備制衡其他四權的權限，不僅如此，其他四權還都能制衡考試權，造成考試權異常弱小。至於監察權，雖然有糾彈權這個手段，但效力過於薄弱，不僅無法決定是否給予制裁及制裁內容，也無法對立法院使用，反而同樣也能被除了考試權以外的其他權力制衡。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行政院應該向立法院負責，不論是哪種憲政體制，行政權都應該向民意負責，但失去民意性的監察院，已經不能代表人民，卻能在認為行政機關執政不力時予以糾正，屆時，行政機關究竟應該服從監察院的糾正，還是立法院代表的民意，就有疑問。
2009 年，國際上的電信技術同時存有 WiMAX 及 LTE，我國選擇大力推動 WiMAX，但 LTE 後來成為世界主流。業者頻頻要求換證，改以其他技術提供服務，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直到 2014 年才確立相關通案監理準則。因此，2016 年，監察院以「昧於國際技術快速發展及科技匯流之趨勢，延宕 2 年始明示技術升級應循途徑」等理由糾正 NCC。
NCC 雖然為獨立機關，但有關國家通訊傳播的政策，仍然仰賴行政院召集經濟部等部會共同商會決定。2011 年時，相關部會就曾多次開會，最終認為放寬合併條件無助於達成政策目標，決定不修正相關管理規則。在這個情況下， NCC 自然不可能自己貿然變更規則、政策逆行，監察院以事後觀點評論 NCC 的不當，就有過度干預行政權核心運作的問題，也忽略了政策形成的過程，有多數部會共同參與的事實。
爭議四：監察委員難昭公信，政治大過專業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然而，監察委員從來沒有擺脫政治力干涉，更是政黨衝突的中心。
2004 年，因應第 3 屆監察委員即將卸任，時任總統陳水扁公布第 4 屆委員人選提名名單。其中，被分別提名為監察院院長及副院長的張建邦及蕭新煌兩人，同時也是審議監委候選人的「監察委員提名審薦小組」成員，被質疑是球員兼裁判。面臨諸多爭議，人事案被佔據立法院多數的國民黨及親民黨持續杯葛，監察委員因此難產。
在總統不願重新提名、立法院多數不願審議原名單的情況下，監察院近乎空轉 3 年多。賴清德等 89 名立法委員認為國家監察權遭到癱瘓，有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之虞，決定聲請釋憲。
2007 年，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632 號解釋，指出監察院既然是國家憲法機關，總統就應該適時提名人選，供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立法院也應該適時行使同意權，維持監察院的正常運作。如果總統或立法院任何一方消極不行使權力，導致監察院無法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就違反了憲法施加的「憲法機關忠誠義務」。
然而，當大法官作成解釋後，監察委員仍遲遲沒有產生，直到馬英九總統於 2008 年上任時，才補提名了第 4 屆的監察委員，但名單人選也是充滿爭議。後來 2014 年的第 5 屆監委人選，2016 年的補提名，以及 2020 年的第 6 屆監委人選，每一次都是在爭議中通過，也顯示出監察委員人事案，在本質上就存在濃厚的政治性，難以逃脫政黨攻防，自然也難以期待其專業性與獨立性。
2021 年就有一份碩士生研究，分析第 6 屆監察委員糾正及彈劾的行為，指出監察委員提出彈劾案確實有黨派考量，偏好對不同政黨者提出彈劾，但糾正案的黨派性則沒有這麼強烈。不過，該篇文獻也肯認監察委員本於其職業經歷，仍然會展現一定的專業性，並強調監察委員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同時會受到黨派、專業及其他因素的影響。
參考資料
江明哲（2011）。《審計學筆記：國家考試複習&大學上課筆記》。台灣：考用出版。
李選（2012）。〈科技與科舉對話：科技方法落實科舉制度精神〉。《考選通訊》，第 19 期。
吳秀玲（2006）。論我國監察權的演變與未來發展方向。《國家發展研究》，第 6 卷，第 1 期，頁 29-66。
陳運星（2001）。論監察院的糾正權：法理學的觀點。《朝陽學報》，第 6 期，頁 275-294。
謝政諭（1999）。行政院與立法院關係之研究——以「人性與權力」「權責相應」的概念加以分析。《中國行政評論》，第 8 卷，第 4 期，頁 83-106。
翁曉玲（2018）。孫中山先生之監察權思想與在台灣的實踐——兼論監察糾正權對行政權的審查及界限。《宗教哲學》季刊，第 84 期，頁 35-52。
黃勤鎮（2009）。〈從監察實務運作論監察法制應有之修法方向〉。《監察調查理論與實務策進之研究》。監察院。
許盟顯（2010）。監察院糾彈權與公務員課責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劉莉玲（2011）。我國決算審核體系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東方翔（2021）。我國監察委員行使糾正權和彈劾權之實證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李宜芳（2020）。四張圖表告訴你 為民伸冤的監察院為何不受信任。https://reurl.cc/3j59Wj
【專題團隊】
監製｜楊貴智
研究 & 撰稿｜白廷奕、楊貴智（依貢獻度排序）
審閱｜劉珞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