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3）年3月，台灣公民人權聯盟籌備處[公布](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4227350)「司法信心年度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相信司法公正的人僅有34.9％。司法院回應，該民調與其他民調結果有明顯出入，須進一步探究成因，未來仍將虛心廣納建言，讓民眾更加認同司法。

不過，在近年許多重大矚目案件中，法院判決和人民期待之間，確實都有不小的落差；為了消弭這樣的爭議，立法院便在2020年通過了《[國民法官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320)》。希望讓國民參與審判，把不同的生活經驗和法律感情帶入法庭，補足現有法官的不足，藉以拉近人民與法官之間的鴻溝。

這項制度在今年1月1日正式上路後，全台第一件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子——──也就是「[台中黃姓業務員殺人事件](https://udn.com/news/story/7321/6979123)」，更在次月24日於台中地院召開準備庭。檢辯雙方都出席，受到全國高度關注。

然而，在本制度上路前的模擬法庭，相關操演卻出現超乎大眾預期的情形，像是人民量刑遠比職業法官來得低，與一般「亂世用重典」的民意呼聲，大相逕庭。

由此，也讓我開始思考，國民法官制度是不是其實存在盲點？甚至根本上有不甚正確的預設呢？以下讓我們先從立法目的出發，了解立法者的期望，再從中分析相關制度是否有不合理之處（註一）。

為什麼要有國民法官？

為了讓人民參與審判，在設計各種制度（註二）的時候，通常會顧慮社會大眾和法律工作者之間的思維落差，希望在審判程序中納入人民的聲音，消弭雙方的對立與不信任。如此目的，從《國民法官法》[第 1 條](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320&flno=1)可以看見：

> 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特制定本法。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為了增進司法信賴，立法者心中設想的途徑，就是在審判程序中「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

不過，「法律感情」是什麼？和親情、友情，甚至愛情的概念一樣嗎？又為什麼立法者似乎覺得，既有訴訟制度運作現況「缺乏」這樣的元素，也才需要透過人民參審反映？讓我們從一個切蛋糕的故事說起。

法（律）感情是什麼？

德國文獻上，曾以一個小故事解說何謂「法感情」（Rechtsgefuhl）。內容大致描述小孩們等待媽媽切蛋糕的內心感受——事前帶著期待又缺乏安全感的情緒，事後因為某人的蛋糕較為大塊，深感不公而受傷害，這種心理狀態就是所謂「法感情」。

這樣的心理狀態，根據Riezler（1969）的研究，可分為三個層面（註三）：

1.能夠說出「法律是什麼」，擁有「是非對錯」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對於相關規範有大致認識與套用的能力。

2.能夠批判法律有所不足之處，是一種「實現法律理念的渴望」。在這個層次上，就會對相關規範抱持批判態度，是一種針對價值衝突，經過理性評價後，所產生的情緒反應。

3.抱持「只有對的事物才應該出現」的想法，是一種追求實踐現存法律秩序的態度，並體現於促進符合規範的種種行動，從而對法律的貫徹感到滿意，且對不法感到憤怒。

簡單來說，法感情可視為一種人人皆有的「素樸正義感」。而站在這樣的思考之上，鑒於近期眾多司法判決不符人民期待，立法者也就認定：當現行法官在理解與回應法感情的過程中有所不足，造成一般人民與司法判決間，對於法律理念的想像出現落差，因而才想辦法運用國民法官制度，在審判程序中納入人民的聲音，補足法律人在法感情上的「缺乏」，使判決結果更「接地氣」。

國民法官制度，真的可以提升司法信賴嗎？

首先，從各場模擬法庭的結果可以發現，拿過往知名案件審判的國民法官，其判決結果不見得都高於職業法官當初的判斷（註四），並未如立法者預期般補足職業法官的「不足」，使這些曾引發社會譁然的案件，其判決結果能趨向當時認定要重罰的民意。

究其原因，一方面立法者預設「法律工作者」（註五）的思維（不知道什麼原因）皆被推定「缺乏法感情」，而須藉由納入人民聲音，才能真實反映這樣的感受；另一方面，其也預設「一般人民／非法律工作者」很自然就能擁有正當的法感情。

總體來說，不僅缺乏充足實證，在沒有弄清原因的前提下，就過度標籤化「法律工作者」，一味地把責任歸咎到部分族群頭上，似乎在說：只要判決不符民意，就一定是法官等人有所不足。但在必然有輸有贏的審判制度裡，又有什麼結果能夠真正使「眾人」滿意呢？

再者，即便認定「法律工作者」真的缺乏法感情，因而需要社會大眾為法庭帶入「社會生活經驗」，那為什麼要讓大眾從定罪到量刑，「完整」參與全部審判過程呢？

難道「法律工作者」連某些較無爭議的法律解釋或套用都無法執行嗎？反而需要大眾從旁來「補強」？如果真的如此，那應該討論的不會是審判階段的細節，而是更根本的法學教育？其間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居然會讓經培訓擁有「專業能力」的法律工作者，必須要由一般大眾相陪，幾乎立於和職業法官相等的地位（註六），這不啻回頭否定現行的法學專業教育（註七）。

最後，即便認為國民法官制度真的能讓審判結果符合人民期待，藉以提升司法信賴，我仍然認為，這邊所追求的「信賴／信任」有一定的疑義。真正的信賴不該是立基在「你講了我想聽的話」，而應該建立於「即便你的看法和我的不同，但我能看見我所支持的價值觀有被認真對待、納入取捨判斷」。

所以，即便一個案件的審判結論和大眾預期不同，我們也應該回歸監督的角色，去理解其背後的思考邏輯及其理據是否合理、充分，而非直接認定其存在偏誤，甚至強行介入高呼「讓我來！」。一味追求表面「數字」上的一致，不過是一種虛偽的應和與鄉愿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