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運用國民法官參與社會改變？｜王鼎棫

如何運用國民法官參與社會改變？ ｜王鼎棫

恐龍法官一詞，隨著各式媒體的廣泛宣傳，逐漸為人習用，也成為司法體系揮之不去的標籤。雖然標籤貼上不易撕下，司法體系終究在民意的漩渦中奮力爬出，推出「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不斷嘗試與社會發展拉近距離。

根據官方網站所載：「國民參與審判（俗稱國民法官，下稱之）」，是指讓完全沒有審判專業知識、經驗的一般國民加入審判程序，參與聽訟、問案及最後判決形成的過程。此制度一出，讓民眾有正式管道可進入決策；而平日民眾罵法院朗朗上口罵慣了，是否願意這樣變換角色，踏上裁判之路呢？

本文在此想要分享一個簡單的概念：不喜歡什麼東西，就捲起袖子來改變。為了讓讀者掌握改變的方向，以下將先從裁判的運作原型談起：點明裁判形成過程，容易因價值觀不同，產生或多或少的不確定性，而國民法官的引進，正是想要讓大家一起坐下來「聽訟問案」，緩和這樣的不確定性。

裁判的原型：認事用法一把抓

簡單一句講就是「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因為在「依法審判」的基本設定下，法院的裁判須受到法令拘束，在規範建構的框架下運作（有點像是電腦按照程式運作）；換言之，法律除賦予法院權限外，更會設定其權限行使的程序、方式及要件。其中，該等法令多以「條件句」（若有Ｑ條件發生，則產生Ｐ結果）的型態表現，結構上可拆成「構成要件（條件）」及「法律效果（結果）」二部分。

就像是警察看到各位「紅燈右轉（條件）」，即會從口袋拿出「罰單（效果）」的狀況。

所以「法令解釋與運用」常見如下流程：（一）先把抽象法令構成要件的意思弄清楚。（二）釐清個案中的具體事實。（三）檢視具體事實是否滿足抽象法令的條件（此套用過程又稱涵攝）。（四）經涵攝，若事實符合法令的條件，即來決定將對應何種法律效果。

透過此一流程，也就是法院裁判，看似受到立法者嚴密控制，可是人並非如販賣機單純，待投入「法律問題」的代幣之後，就可依前述步驟，無意識地產出答案。況且，社會生活是如此變幻莫測，很難期待法令能夠事前萬全規劃，所以法律的用語，經常選用內容較為概括、多義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以便讓它可以套用到更多的社會現實之中。

如建築法規定，主管機關應命所有人等，將「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建築物拆除；這樣的規定，可以把更多的危樓列入管制，而不用鉅細靡遺規範不同尺度的危險建物。

可是，正因不確定法律概念帶有抽象模糊的特性，是在「構成要件闡明及法律效果決定」的流程中，不得不爲法官保留一定「自由心證的空間」，讓其得彈性因應各種個案。而這種「法令得否適用於事實」的判斷，有時即難期待「法院與人民間」意見一致，甚至人民也只能感嘆，並無標準答案得以確認。比方說，若電影法規定，電影不得有「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之情形，則到底有無危害身心健康？法院與人民出於社會角色或生命經驗之不同，其認定即可能互有歧異。

而刑事案件，相較一般案件，多將法令與「過去」事實結合，判斷其合法性，更多時候是在「預測」。也就是說，是將「現存已知」的事實，如行為人的違法情節還有犯後悔意，按照過往的經驗法則，思考某刑罰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效果，進而作成刑事裁判；又因人類的預見能力有限，預測的多樣性在所難免，是刑事法院的裁判，即相應有更多的不確定性。

認事用法不確定的成因：主觀認知？

我們經常以為犯罪是一件客觀且實在的事，法院是從旁站在觀察的制高點，針對案件找出一個正確無誤的評斷，然而對於這個世界，人類所知有限，記憶可能改變，說詞裡可能有謊言甚至誤解，法律的解釋可能隨價值觀擺盪，我們真的可能發現百分之百的真實，拋開主觀，作成毫無偏差的判斷嗎？

就像是溫度計放到熱水前，需要把它加熱一樣，因為我們怕溫度計影響了水溫；然而我們怎麼知道溫度計所帶的溫度本身，是否與熱水溫度相契？甚至默默改變了熱水的溫度呢？法官與案件的組合就像如此。

對於犯罪成立與否的認定，並非純然是現象的觀察，毋寧是以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作為素材，在意識上複合加工，尤其表現在掌握審判權的法官認知裡。所以說，犯罪的本質是無法透過觀察得出的，只能說透過各式證據的組合與法律解釋，於審判當下像玩樂高一樣重構而已。所以，沒有法庭裡的決定是絕對的。

也就是說，裁判的好壞，繫諸於審判中，觀察者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建構。換句話說，這樣的建構，若個人理解不同，不免失之對立。再者，公權力一方已不似過往威權時代，掌握不可撼動的話語權，且受到裁判影響的人民，資訊取得也因網路而多元迅速，不免因增廣見聞而多有抱怨，容易進一步回頭利用網路，訴諸暴力語言式的煽動，如恐龍法官或司法已死。所以改善方式之一，就是正面促成對話。

促成的關鍵就是，先賦予民眾參與審判的機會，並強化自行判斷的能力，再透過對話，讓想法滲透「法官與民眾」雙方的認知，進而讓裁判裡上命下從的互動關係質變，讓「重塑並評價過去」的認知得以整合，並轉為共同作成。除可提高民眾的關心度，更能鞏固整體彼此信賴的我群，而非過往在彼此角落、劍拔對立的他者。

裁判2.0：引入國民法官開啟對話

法院的裁判，既植基於相當程度的主觀認知，我們即應改善相關決定機制，令事實認定、法理闡述等論證方法能趨於完善。簡言之，引進國民法官，用程序將民眾送進裁判的形成過程，透過對話、消弭歧異，一同檢視並產出案件的具體內容，可能就是問題的解方之一。

這作法也契合了，司法院釋字第574號解釋理由書的想法，因為它說：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規定，正要求國家應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是立法機關即應負起責任，制定法律配套，打造適當且平易近人的法院組織及訴訟程序，協助人民透過訴訟，找回失落的基本權益。

具體來說，開放民眾參與現行法官的決定過程，有提升裁判正當性的效果。因為法院制度的設計，本在適用「凝聚民意」的法律於案件之上，藉此表彰人民的意志。然而裁判的效力，並非僅止於當事人之間，針對相類似違法案件所生的警示作用，更會約束社會生活的發展。所以當人民與法官的價值觀歧異加深，掌握定調的法官，其話語權會不斷上升；被告或受影響的其他人民，其主體地位則每況愈下，逐漸淪為司法審判的客體。所以，若透過如此法定程序，令人民參與決定作成的過程，融合不同認知，更有彰顯「國民主權」地位的意義。

其次，國民法官制度，也是致力減少對被告人身自由的不當侵害。因為當法院須完成一系列與國民法官交換意見或敘明理由的程序，才能作成決定，法院不得不面對自身思緒，作更精細的審查，也使實體決定的內容更趨於正確，增加該決定的可信賴性。

國民法官的落實並非一蹴可及

首先，一定還是會有人認為國民法官與他無關，可是如果我們仍舊不關心，現行司法制度的種種不確定性，終究可能會反擊到自己身上，而發生所謂「迴力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因為人無法離開群體生活，就算不捲入刑事案件，被告或被害人若無法受到公平的審判，難保不會影響其人格發展，進而將負能量發洩到其他事件之上，進而影響我們的生活。

又若好不容易想參與國民法官，可能也會碰到法律專業門檻太高，讓民眾無法充分討論，不時想要縮手，最後不住覺得還是以前職業法官的世界比較相安無事。此時，培力（empowerment）的機制就很重要，以縮減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的資訊落差，拉近彼此的對立，減少互相的指責，確保意識形態的交融，成功建構社會可資信賴的裁判。

而問題與改變的本質也是相似的，都是沉澱在事物與認知的不斷累積上，所以當我們開始踏上國民法官的道路時，自然無庸期待會發生什麼驚天動地扭轉裁判生態的冰河侵蝕。唯一要先調整的心態在於：既然已透過適當的培力，我們將各自從社會上的不同角色，進入法庭，一起轉變為刑事訴訟的共同決策者，眼前的案子就是我們世界的全部，等著我們投入認知與建構，打造期待中的司法審判。

而最極端的情況，不外乎國民法官的成效有限，然此制度至少曾經提出一釐清現況，並想解決問題的作法，如果沒辦法成功，就是換套再來。

嘗試改變社會時，最不需要的就是失敗主義。有如湯瑪斯‧傑佛遜所言：「一個人的舉止和心智是一個共和國家的活力泉源。任何這方面的墮落都是一種弊病，會很快吞噬掉其法律與憲政的核心。」

參與國民法官的效果：一起改變社會

現代法治國家裡，為確認國家刑罰權的有無，尚有「訴訟制度」可茲使用；尤其配合法院裁判「一垂定音」的拘束力，讓我們得以落實刑罰權的內容，並在個案累積中，逐漸確認何種行為不受制度所喜，並透過對秩序的認知，建立自身安穩的生活模式。

而大眾參與國民法官的活動，能為社會作的更多。過往，非當事人的人民對裁判再不滿意，亦無法憑藉民間街頭運動，收到立馬修正的效果。而國民法官制度，即時賦予大眾訴訟程序入場券，不僅可以緩和現行審判制度一昧朝國家統制的方向，也開始讓職業法官學習傾聽非法律人對「事實及價值」的描述，認真看待非法律人的主張；且因裁判上的見解，經由不同角度交融，使內容具備相當程度的檢證，以有效避免錯誤決定，更容易培養該國國民對案件處理的守法意識，無形中如同對不同世代的教育展演。

是法庭活動若真有必要調整，進而影響我們珍惜的價值觀，我們若不願意繼續忍受，我們還有街頭抗爭以外的手段得以併進；公民們此時可以挺身而出，透過國民法官制度，與職業法官交換案件思路，不再讓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獨自在案件風暴中糾結。

想知道更多國民法官資訊，可以參考司法院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網站：http://social.judicial.gov.tw/LayJu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