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相忍為國」正流行──過勞工時制度應該相忍為國家競爭、同志情慾解放應該相忍為社會觀感、原民傳統領域應該相忍為私有財產。只要能用「撕裂社會」作為藉口攻擊爭取權利的民眾的，彷彿都是好藉口。反之，難道雇主的成本考量不是權利嗎？保守的家庭價值不是權利嗎？私人的財產累積不是權利嗎？
違反「常識」與符合「常識」的訴求之間，有誰更接近權利嗎？這個問題的一個關鍵在於，我們討論的真的是「權利」的範圍和內容嗎？還是只是被「權利」的名字包裹而迷惑了？這本書於是想問問我們，「相忍／不撕」的義務從哪裡來？在被合理化的政治妥協過程中，我們究竟是被什麼說服，而相信權利有極限？反之，我們如何分辨什麼是／不是「人權」？在台灣，人權什麼時候開始淪為政策工具，變得像髒話的？又，我們為什麼怕政治？
治理使用動名詞（govern-ing），加上了「藉由」兩旁的括號，使得這本書光是標題就耐人尋味。作者Bal Sokhi-Bulley究竟想問什麼問題：（1）透過權利來治理？（2）權利本身被治理？之前在其他研討會就曾經碰過他，是個很愛問「如何」（how）勝過於「為什麼」（why）的學者，因為他總會追問其他與會者「如何得出這樣的觀察？」
剛好有機會在現場聽Bal自己介紹他的新書《Governing (Through) Rights》，一開場他就先問：我們為何書寫？什麼時候，我們覺得不得不寫？寫給誰看？「書寫」本身是否來自一種權利，或者義務？想像中的讀者是否使自己無法暢所欲言？實際上的讀者又因此獲得什麼？作者與讀者間是否存在一種治理關係──誰治理誰？而書寫是否可能是種抵抗？
從這一連串的引言，他提出自己對當代「權利語言」的不滿（dissatisfaction）和拒絕（refusal）是他當時書寫的動機。在法律的論述或政府的政策中，人權逐漸「工具化」，於是它能被安置在與安全（security）、責任（responsibility）、社群（community）、國籍（nationality）等話語一起度量，然後成為「治理好壞」（good/bad governance）的衡量標準。
人權是什麼，也什麼都不是
聽起來很有道理啊，不是嗎？「安全本來不就是一種人權嗎？」「為了治安，限制那些危險的人也是剛好而已。」「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權利就有責任啊！」「人是社會性的，所以人權的實現需要眾人的共識。」「國家才有能力保障人權！」「拿不到國籍，什麼都免談了。」於是人權越來越空泛，但也彷彿越來越限縮──人權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最常聽見的，可能是「相忍為運動」吧！彷彿人權應該是一件可以等待、需要妥協的事務，那平心而論，你爭的不一定叫人權。
作者在書裡其實沒有走到那麼哲學的討論，而是透過三個案例來探討「權利」如何變成人人可說、人人在說，甚至連「非人類主體」（non-human subjects）都可以使用操作的語言，回過頭來進行治理社會與個人──或是說好聽一點，穩定紛亂的時局、減輕政府的負擔──諸如國家政府、超大型跨國人權NGO、區域性或國際性人權組織等，限制我們對人權的想像，讓我們誤以為人權可以「似是而非」。
關於這三類「非人類主體」，也是主流人權研究的觀察對象。Bal主要討論的是歐盟僵化、排外的人權政策（尤其關於移民、難民的部分）；少數被聯合國認可而能持續參與大大小小會議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是如何影響我們對國際事務的關注（與不關注）；以及後柴契爾時代英國保守黨政權的「大社會」（Big Society）綱領，要求眾人「相忍為社會」，要權利先負責任。簡而言之，就是這三者如何操作「以人權為名」的論述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