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月幾乎可以說是「人權的季節」，不論對國際社會或台灣本身而言。

在台灣，除了行政院為挺資方、緊縮勞權，成了對抗心裡最軟的那塊（勞工）的「功德院」外，11月初我們也剛完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初次國際審查，檢討台灣障礙政策中「好施小惠」的意識型態，與難得不太提及「依法行政」的種種舉措。

面對這些窘困的人權環境，11月底，疲於奔命的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又籌辦了《兒童權利公約》的初次國家報告審查會議，在現場，我們吃驚地看到反同團體在專家面前高舉「拒外國團體施壓」的標語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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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李晏榛攝

就國際而言，11月10日一群人權專家在諮商各國公民社會團體後，增修了2007年的《日惹原則》（Yogyakarta Principles，全名為「關於將國際人權法應用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相關事務的原則」），提出《日惹原則+10》。

這次增訂，除了將性別認同與性別氣質（gender expression）分別討論，也新增了雙性人的權利清單——即增加關於性徵（sex characteristics）的考量。此外，也碰巧呼應了12月1日世界愛滋日「健康即權利」的主題：重申愛滋歧視禁止原則，並將關於愛滋感染的暴露後預防療法（PEP）及暴露前預防投藥（PrEP）列為健康權保障的一部分。

2018年將更是標誌的一年，既是《 世界人權宣言 》七十週年，也是《維也納宣言暨行動綱領》二十五週年，而這兩份文件在國際人權法裡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明年也是1998年《境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通過二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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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時來談談人權發展的困境與挑戰應該再適合不過了。

去年，我們曾經介紹過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而在今年世界人權日的前夕，除了看似不會太平靜的未來讓人感到惴惴不安外，現在先讓我們來稍稍回顧一下人權理事會在2017年幹了哪些事——藉此，也順便瞭解一下國際社會最近在爭論些什麼，各國立場又如何？

第34屆人權理事會

第34屆人權理事會通過了41個決議，觸及各式各樣的問題，諸如文化多樣性、少數群體和遷徙者的權益、數位時代中的隱私權問題、宗教及信仰自由、兒童的出生登記及被法律承認的權利。此外，理事會也特別檢視了緬甸、北韓、南蘇丹、利比亞的人權問題，而以上這些決議都未經投票就直接通過了（也就是沒有爭議，效力同投票後的決議）。

然而，並非所有決議都完全沒有爭議，以下幾個就是幾經激烈討論而被推往投票程序的（誰說人權至高無上、無關政治，魔鬼總是藏在天使翅膀的細節中）。比如關於瞭解國家外債和其他國際金融義務對內國人權的影響（31票對16票），反對的幾乎都是已開發國家，包括美、日、韓及其他歐美國家。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單方強制措施對人權的影響（32票對14票），這裡所謂的「單方強制措施」（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指的就是那些常見的經濟、政治或貿易制裁，也剛好是歐美日最愛用的招式；這些措施（或威脅）都像是開發中國家背上的刺。

另外還有恐怖主義對人權的侵害（28票對15票、4票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