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從南海仲裁案看人類及國際法對「和平」的堅持與渴望

近日關於《南海爭端》的仲裁結果出爐，眾人一片譁然，菲律賓網友狂賀Chexit洗版，中、台亦傳出罵聲，高喊美帝陰謀、司法不公，但姑且不問實質結果如何，各方政府如何透過公開聲明相互較量，都至少會附註地堅持一件事，那就是「和平解決爭端」，至少在南海問題中，我們還沒看到有國家敢公開放肆宣稱「不給糖，就打仗」。或許我們能將其解釋為：法之確信（opinio juris）的展現。不論各自盤算如何，至少唯一的共識是，各方都希望能避免這起難以落幕的波濤洶湧發展成短兵相接的窘境。 須先說明的是，本文只想藉此案介紹「非武力解決爭端」的發展，而不會分析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設置的「仲裁」措施，亦沒有要評斷仲裁庭與各造意見、立場的意思。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38條第1項第b款之定義，「國際習慣」係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又，一個行為經過明確而持續的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且此實踐被視為具有法律義務之性質，即得解釋為「法之信念」（或稱「法之確信」，accepted as law）。原則上，一項國際法規範須經國家自願同意，才會產生拘束力；換言之，所謂「習慣」，若未經持續反對者，則普遍約束所有國際法主體，合先敘明。

國際法發展是一部戰爭史

自有所謂「國際社會」以來，即便在「主權」的概念出現之後，國際法的發展大部分都是在紀錄著人類的戰爭，而這樣無政府的原始狀態也讓「規範國家行為的習慣和條約」鮮少要求國家徹底抗拒誘人的權力與武裝衝突的手段。常設國際法院（PCIJ）甚至在1923年《東卡累利亞地位案》（Status of Eastern Carelia）中表示，「未經國家本身同意，不能強迫它將與他國之糾紛提交調停、仲裁或其他和平解決的方式。」

儘管二戰前已有許多嘗試，包括1928年的《巴黎非戰公約》等努力，試圖將「戰爭作為國家政策之工具」非法化，但難以明確的要件和「後門大開」的例外情況，最後仍以發生新的戰爭宣告尷尬收場。直到發生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世界大戰」，各國政府才真的被自己的嗜血瘋狂嚇到。

聯合國成立時，出於人民對於暴力達到前所未有的恐懼與厭惡，因此各國代表在《憲章》中明訂了「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則，要求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以免再度危及人類安全與正義。然而，出於主權獨立、集體安全、國際秩序的必要（爭議所在），聯合國還是保留了許多「供國家和安理會正當化武力手段」的例外（詳見《憲章》第七章、第八章之規定）。

不過，聯合國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更進步的發展在於，《憲章》明確地要求各國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也就是讓「和平解決爭端」（第六章：pacific settlement of disputes）成為法律原則、法律義務；在未經適當、窮盡和平手段之前，任何「非出於自衛」的武力使用（甚至威脅）都應先推定為非法。

國際法的發展大部分都是在紀錄著人類的戰爭，而「規範國家行為的習慣和條約」鮮少要求國家徹底抗拒誘人的權力與武裝衝突的手段…直到發生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世界大戰」，各國政府才真的被自己的嗜血瘋狂嚇到。

就此，《憲章》第33條第1項亦提供了具體的爭端解決途徑，以一種苦口婆心的態度，要求爭端當事國「在爭端繼續存在，會足以危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時，應盡量先以談判、調查（enquiry）、調停（mediation）、和解（conciliation）、仲裁、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這些方法之間並不存在孰輕孰重、優先順序的關係，不管有沒有客觀第三方介入，能解決爭端、解除危機的就是好方法；因此，南海仲裁結果出爐後，幾家歡樂幾家愁，菲國總統Rodrigo Duterte於宣判前即表示「不準備進行戰爭。戰爭是骯髒字眼。」總統府的新聞稿申明「關於南海爭議，應透過多邊協商，共謀爭端的和平解決」；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都強調，中國將繼續「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和平」是手段，更是目的

所謂「爭端」，係指利害關係人對一項「法律規範」或「事實現狀」之爭論，產生各方之間權利義務關係不穩定，或對事實認知上，或利益上的衝突，而「國際爭端」即為國與國（有論者認為亦包括國家與準國家或與若干「非國家實體」）之間的爭端。

從1924年PCIJ時代的《巴勒斯坦讓與案（管轄權）》（Mar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 (Jurisdiction)）到1980年國際法院（ICJ）經手的多起案件，包括《美國在德黑蘭外交領事人員案》（Case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都經常要處理一個「程序上」的問題，就是「該爭端是否為法院有權處理的法律問題」，因僅能適用法律的法官們面對與法律無關的「純粹政治問題」也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