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30多年前，中華民國政府解除「臺灣省戒嚴令」，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而其中的「黨國體制」，是戒嚴時期的巨靈，也是奠定威權統治的首要基礎。

舊《陸海空軍刑法》第16條規定：「背叛『黨國』聚眾暴動者，依左列各款處斷⋯⋯為『逆黨』宣傳，陰謀煽惑民眾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條中的用詞意味著，除非這裡的「黨」像國歌爭議中，一樣解釋成「我們」，不然2001年修法前，理應為國家安全奮戰的軍人，卻因上述法律的約束，竟也對特定政黨負有效忠的義務。

這當代民主社會難得的景象，可從國民黨在中國的敗北與撤退說起，該黨當時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先生，以撤退到台灣為契機，痛定思痛反省如何穩固自身的統治權，於是就把矛頭之一指向「黨與政府組織」的鬆散，逐步收攏各式權力於國民黨內，如此「一條鞭式」領導國家組織的黨國制度，正式敲響了權力分立的喪鐘。

蔣介石本人在1950年的《總裁對於本黨改造之訓示》說道：

「我們不能容許過去招致大陸淪亡的一切觀念行為和作風，用到台灣來，瓦解我中華民國最後的堡壘，使其重踏大陸各省的覆轍⋯⋯而唯一可循的途徑，就是擺脫派系傾軋的漩渦，滌除人士糾紛的積習，已從新做起的決心，改造本黨。」

如同松田康博先生在《臺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書中所分析：這樣的宣言，如同全權委託書，要求將黨的人士改造與實際改革全部委託自己，而後來的黨與政府組織，也形同提供蔣決策建言的幕僚機構，並非進行民主決策的合議機關。蔣本人最終毋寧是高於一切，不受任何正式規則拘束的獨裁領袖。

建立領袖專政

集「政、軍、特、法」於一身

首先，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戡共匪之亂」、「維法統之穩」之名，增添了許多太上條款，架空既有的憲法，讓後者幾乎喪失箝制公權力暴衝的能力。像是「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制。」可說是為當權者開啟永久在位的綠燈。

另外，同條款也提到：「授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戡亂機構，決定動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並處理戰地政務。」「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在在都幫蔣強化總統職務上的權柄。

此外，為掌控一般政務，雖表面上仍尊重國家各機關自主運作，但實際上透過黨對公權力滲透，得以監督並指導政治部門的運作，再加上「政、軍、特」的重要菁英幾乎都是黨員甚至蔣的親信，除得到最高領袖的信任與授權，也受到特務機關的監視，鮮少人會徹底反對黨的主張。

後來，蔣在國民黨內設立中央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常會），方便將其指示，交由政府辦理各項政策與人事案。到了蔣經國先生執政時期，更在召開行政院院會的星期四之前，於星期三召開中常會；這樣的中常會則有「會前會」的意味，愈加彰顯「以黨領政」的風氣。

至於立法院或國民大會的制衡力量，也因國會無法改選——萬年國會的誕生——而式微。由於蔣聲稱要反攻大陸，並要把相關制度原封不動地搬回中國，然而從大陸地區撤退到臺灣地區後，對岸已非政府實際所能統治的範圍，因此陷入無法從對岸選出新的議員，想要避免失去代表性，卻難以面對本土進行改選的窘境。

面對此一窘境，被期盼作為「憲法守護者」的大法官，則以司法院釋字第31號默許這樣的狀況，其表示：任期到了，本應改選；然若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無法辦理，至少立法及監察院職權不該停頓，是宜由原代表繼續行使職權為當。

至於國代部分，憲法雖規定任期只有六年，但行政院認為：憲法既另外規定「每屆國民大會代表的任期，至次屆開會為止」，所以只要永遠以「第一屆」為名，就算六年屆至，仍然可以行使職權，就不用例外辦理選舉。

正因萬年國會的正當性，植基於法統的維繫，與蔣介石本人目標一致，自然發展成一種共生關係，像是前面說到：憲法雖然禁止總統連任兩次，但是國民大會卻也可以為了蔣修改臨時條款；而透過萬年國會的持續運作，諸位代表們也可以坐享權力與薪餉。

最後，軍隊的力量對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也是一根極為重要的支柱。比方說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軍隊成為對內威嚇台灣人民的主要工具；1949年國民黨遷台後，也成為對外制止共軍侵台的後盾。

不過，軍隊是怎麼逐漸被蔣所把持的呢？1933年起，蔣介石即開始不斷在各種軍事訓練中宣揚「信仰統帥」的思想，像是蔣曾說：「就全部革命軍而言，我蔣委員長就是一個頭腦，如果你們不信仰我使得全軍頭腦沒有，那麼無論手足怎麼有用也不能作用！」

除了效忠意識的渲染，也透過「政工制度」對軍隊各個層級進行鞏固。也就是說，在軍官指揮的領導體系外，外加「政工幹部」以幕僚長或政戰主管的身分輔佐軍官。因政工幹部有權向上級舉報部隊違法犯紀的狀況，部隊人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高度監控，可說是投鼠忌器，於是軍人慢慢開始對國民黨的指揮言聽計從。

因特務工作繁雜，初期即由蔣介石先生設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召集了國防部保密局（現軍事情報局）、內政部調查局（現法務部調查局）及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俗稱警總）共同組成，藉以串聯各種情治單位，有效蒐集各方情報，即時監視、逮捕或拘禁遊走體制內外的反對者。

確保恐懼統治

恐懼統治與被介入的司法

而當權者在統整「一條鞭式」的領導中心後，隨之而來的是壓迫基本人權，藉此整肅異己的趨勢。

第一波當然是戒嚴法，與隨之而來的戒嚴令。

1949年5月19日，兼任臺灣省政府主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的陳誠，公布《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壹號》。本戒嚴令大幅限縮人民各種自由，包括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而且無論家居外出，人民皆須隨身攜帶身分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種種行徑等同剝奪人民遷徙、集會遊行與暢所欲言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