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 年，威海衛。日軍魚雷擊中鐵甲艦定遠號的那一刻，歷史敲響了大清北洋水師的喪鐘，也隱隱轉動著遠在 850 英里外，那座小島的命運齒輪。
反抗與知識階級的形成
當日本人踏上這片土地，面臨「異族」統治的台灣人是驚懼又焦慮。巡撫唐景崧與仕紳密切討論後，發布電報，希望各國協助維護台灣自立性，但隨之而起的台灣民主國，並沒有成功取得國際援助。在為時數月的血戰中，上萬名台灣人「從容就義」，直到日軍進入台南後，大局底定，剩餘的台灣人轉而投入游擊性的武裝活動。
在衝突的另一端，日人設立總督府，著手於民政與軍事事務，教育也是其中一環。學務部部長伊澤修二上任初期，為了有效統治台灣人民，主張普及日語的同化教育，設立「國語傳習所」，成為後來的「公學校」。[1]總督府雖然廣設國民學校，但在 1943 年實施義務教育以前，基礎教育的普及率不彰，更不用說高等教育，只有國語學校與醫學校兩個選項，這讓精於學業的知識份子深造無門。
受限於隔離教育，台灣本島的升學管道窒礙難行，殖民母國憑著交通與語言的便利性，自然變成士商子弟留學的不二選擇。[2]再加上總督府於 1899 年起實施的「官費內地留學」政策，赴日留學的台人漸漸增加，到了 1921 年，人數突破 700 人。[3]而正是這些海外學子的存在，對日後議會設置的請願產生強大的推動力。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萌芽
歷史是條長河，堆積了前人撒下的沙礫，推動著芸芸眾生，影響他們的思想與行動，當時的留學生們也不例外。任何群眾運動皆非無端產生，必須放在時代脈絡下始能略窺一二，大正民主與民族自決浪潮，毫無疑問地，便是當時使請願運動萌芽的重要背景。
1867 年，德川幕府將國家統治權交還天皇，隔年明治天皇宣誓，開啟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儘管在形式上結束了藩閥割據，實質上，這些舊時代的藩士仍然存在，掌握了政治影響力，佔據官僚體系。後來的明治憲法，即使樹立了君主立憲與內閣制的憲政體制，卻因未明訂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程序，成為藩士干預的著力點。
寡頭壟斷的藩閥政治，終於在 1912 年引發護憲運動，群眾以「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為口號，向內閣施壓，導致桂太郎內閣總辭。所謂「憲政之常道」，在憲政主義的思潮下，成為日本學界熱烈討論的命題。人們希望以眾議院多數黨推舉總理內閣大臣的程序，破除過去由藩士向天皇推薦人選的習慣。此時的日本，由於一次大戰帶來的經濟需求、政治生態的轉變，迎來了思想多元發展的「大正民主」時期。立憲主義、民本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在同一個帝國底下，共鳴齊唱。[4]
相對於當時日本逐步建立起憲政制度，身為殖民地的台灣，卻呈現完全相異的面貌。日軍進入台灣後隔年，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法律第六十三號」，也就是俗稱的「六三法」，賦予台灣總督立法權，採取「特別立法統治主義」。[5]所謂的特別立法統治主義，指的是將殖民地視為母國以外的特殊地區，建構不同的法律秩序。這意味著當時的台灣，不在日本明治憲法效力所及之範圍，諸如「權力分立」等受近代憲政國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則，自然也就無法對總督產生拘束力。[6]
基於《六三法》與總督本身的行政權，再加上《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的法院管理權及人事任免權，總督可以說是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為專制統治鋪平道路。《匪徒刑罰令》以寬鬆的構成要件，將包含竊盜、傷害等犯罪訂為唯一死刑，罪行與刑責極不相當。《保甲條例》將家戶組成保甲，採取刑罰連坐的制度，使社會內部自我監督，形同「以台制台」。這些嚴刑峻罰與社會箝制，都來自《六三法》賦予總督的立法權，因此被當時的知識份子認為是一切惡法的源頭。1907 年，《六三法》被「法律第三十一號」（俗稱的三一法）取代，雖然削弱了總督的立法權，但由於過去的命令依舊被《三一法》維持了法律效力，情況沒有太大的改變。
請願運動的關鍵點
儘管大正民主初期，日本國內對憲政主義展現出強烈的追求態度，卻對身處專制統治的殖民地關心甚少，直到「三一運動」的爆發。1919 年，努力維護國家獨立性的朝鮮高宗驟逝，當時的朝鮮人都認為，高宗是遭到日本的毒殺，群情激憤。3 月 1 日，群眾聚集在塔洞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主張韓國獨立，但最終遭到日方武力鎮壓。三一運動發生後，日本國內駭然，以吉野作造為主的民本主義學者，大力批評官方在殖民地的暴力統治，輿論開始針對殖民地問題進行討論，此時，身在日本的留學生們自然也目睹了一切、深受鼓舞。[7]
1920 年，熱衷於時事的留學生與台灣士紳成立「新民會」，並推舉林獻堂作為會長，他們首要的目標，就是推動《六三法》的廢除。後來，林呈祿撰文反對這項作法，他認為，一旦廢除《六三法》，雖然會使台灣處在與日本相同的法律秩序中，但也會落入內地延長主義的統治，在同化政策下，漸漸抹滅本土認同，造成文化失根。這群知識階層因此轉向另一種可能取得日本國內支持、維持台灣自主性，又能牽制總督的作法，也就是主張設置「台灣議會」。
1921 年，在取得共 178 人的連署後，林獻堂向日本帝國議會遞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基於以上所述，臺灣特別立法之必要，今後亦將永久存續，且依據立憲政治之常道，使臺灣住民參與特別立法之時機亦已來臨‧‧‧‧‧‧。」[8]請願書談《六三法》問題、談台灣固有文化，也談立憲主義，但最後得到帝國議會「不採擇」的回覆。儘管未果，請願運動已經引起台灣內部的廣泛關注，其中，蔣渭水等人深受感動，以盛大歡迎會迎接請願團。後來，以啟蒙台灣文化為中心思想的「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促成了後續的請願運動，中間還曾因為總督府的極力壓制發生「治警事件」，直到因為路線問題陷入分裂，最後無疾而終。
請願運動的沒落與地方自治的開展
在日本帝國議會多次否決或拖延後，台人對議會設置熱情漸失，運動成員的分裂，也對運動本身產生衝擊，加上 1930 年代起，日本因為國內的經濟動盪、社會秩序混亂，右翼份子趁勢而起，漸趨保守的政治氛圍，也難以繼續維持請願的動力，運動隨之沒落。但一系列的自主、自決運動不是一無所獲，1935 年，總督府分別以律令第 1 號、第 2 號及第 3 號通過「台灣州制」、「台灣市制」及「台灣街庄制」，賦予州議會、市議會預算案與稅捐法案的議決權，並開放地方自治選舉。
長達十多年的挫敗後，這是台灣人頭一次向總督府爭取來的重大成果，也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地方自治選舉，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不過，對於台人的政治參與，總督府自然是謹慎小心。首先，這些機構的議員，採取了半數官派、半數民選的制度，侷限了選舉的影響力。其次，透過「年繳指定類別稅金 5 萬元以上」及「獨立生計」的法律要件，大幅限縮台灣人取得選舉權的可能性，農工階級被排除在外。其三，採用與日本眾議院選舉相同的「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使台灣人相互競爭。最後，利用選區劃分及議員配額的設計，日人容易取得較多席位，台人競爭少數席位，降低了台灣人在議會中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