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座談是主講新書《[以健康之名？：10道公衛政策倫理難題，培養公民思辨力](https://www.taaze.tw/apredir.html?ap162464012_a_11101005422?a=t)》。聯經設定主題為「為了防疫，國家就能監控你的行蹤？（還有這個那個管很多？）」。座談當天邀請了該書的兩位主編葉明叡、劉曦宸，以及書中部分篇章的撰寫者們蔡博方、王業翰來到現場，一同參與本次座談，並且由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的助理教授劉曦宸「打頭陣」，拉開此次的講座序幕。

禁止吸菸？戴安全帽？那些習以為常之事

在許多事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狀況下，劉曦宸和朋友們經常自嘲自己像「很叛逆的那種小孩」，許多事情都反對，覺得這樣不對、那樣不對，因為劉認為很多事情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出聲反對之前，他認為應該要能夠「言之有物」的去說明自己的理由和主張，而不是盲目的贊成或反對，會只是跟從他人的意見。

因此這本書的作者群利用一些公衛政策中的例子，以「同一套方式」寫下對不同議題思考的過程和想法，希望能帶給大家在往後想要討論一個議題時，可以「思辨」、擁有自己論述的能力、歸納出自己的結論來去決定要支持或反對一個議題的方式。

以禁止吸菸和強制配戴安全帽這些公衛倫理的「老」題目為例，劉曦宸表示，這些問題其實都牽涉到一種個人價值的選擇，例如是否承擔吸菸的風險，然而在政府的政策下，這些選擇卻逐漸影響了人們對該議題的看法，例如對於吸菸者的污名、或是政府是否有權干涉個人權利等等，這些都是人們現今會比較有意識的問題。

因此劉曦宸也表示，這本書其實就是想要去討論這些日常生活當中人們可能習以為常的事情，特別對於有很多事情都想要問「為什麼」的人來說，這本書也許可以提供一條探索原因或道理的路。

「同島一命」：權力／利的界線

而談到公共衛生政策，也就不可能不提及疫情期間的台灣。

劉曦宸指出，疫情甫開始流行初期的台灣一直是外國媒體爭相報導、「稱讚」的對象，對比例如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那邊的民眾不太願意配合口罩政策，認為限制了他們的人身自由，或者是認為配戴口罩具有一些的負面象徵意義。

相較之下，台灣在 2020 年年初，出現第一例、第二例境外移入案例時，便開始出現了口罩搶購潮。而政府為了確保 SARS 期間的缺口罩狀況不再出現，甚至對口罩進行了嚴格的購買控管，或是口罩國家隊的出現等，好確保民眾都能夠配給到口罩。

即使出現了批評的聲量，例如疫情初期，為確保台灣的口罩供應量，當時的行政院長下令禁止口罩出口，因而引來有藝人在臉書上怒罵其為「狗官」。但是非但鮮少人同意此批評，反而有大量網友湧入反駁與回擊，直至該事件一年後都未能止息。

劉曦宸認為，這類行為的展現，包括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甚至是群起維護政府的行動等，對於民眾來說，可能只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群體價值的展現，認為大家戴口罩很正常、政府的介入也很正常，因此當有人出現質疑政府憑什麼時，就會有一群人出現告訴他「不該」這樣想。

許多媒體或研究者對於台灣人這般的行動和價值選擇都有所推測，何以這些在其他西方先進國家都無法推動的政策，卻在台灣能夠成功施行？例如BBC的一篇新聞便推測，這可能是因為 SARS 的恐怖經驗使得台灣人有種「同島一命」的情結，覺得保護別人也是在保護自己。

劉曦宸表示，這樣情結或價值的展現，常以「社群主義」做討論。也就是人們會「超越」對於個人利益的追求，稍微犧牲自己的利益，為了去追求群體的最大利益，也就是 common good，或被翻譯為共好、共善等。因此台灣人「願意」戴上口罩，「願意」在家裡做自主健康管理，劉曦宸表示這是一種「價值的選擇」，只是他也提出疑問：為了追求這樣的共好，「我」到底可以犧牲多少？而政府的權力到底有多大？

例如疫情後機師們集體向政府提出國賠的案子，機師們認為國家在缺乏充分理由的狀況下要求他們不斷延長隔離檢疫的命令，侵犯了他們的人權，此類事件、以及在這些事件背後那些需要被解答的疑問，似乎便是作者們想嘗試回答的書本主軸之一。例如國際防疫的全球衛生問題、疫苗與全民健保概念下的「全民」爭議、或是精準疫調下引發的個人隱私權及自由移動的權利問題等。

公衛政策眼中的「風險」與「疾病」

而從上述的分享中能夠意識到，想要在公共衛生政策、法規和倫理之間取得平衡，事實上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因此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經常會使不同人群感覺到被犧牲、甚至被壓迫。

因此王業翰在座談中也表示，他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人們多點反思，去思考政府的決策所帶來的不適感是否值得忍受，因而多一份對政策的理解、或是對其他犧牲者的諒解，進而減少公衛政策為大眾帶來的傷害和摩擦。

作為一名病理檢驗科的醫師，王業翰書中的研究多從「檢驗」的角度出發，討論檢驗的社會性以及文化意義，例如公衛政策中經常在談論的「風險」與檢驗之間的關係，以及檢驗可能帶來的「標籤」（甚至是污名）。

王業翰指出，當今公共衛生政策的介入已不僅是在預防「疾病」，更多的是對於健康「風險」的管理。例如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沒有任何本土 COVID 患者的，但是台灣當時也實行了將近一年的各種防疫政策，包括口罩的採供規定、出入境管理、精準疫調等，並且受到限制的對象不限是確診的病人，王業翰表示這便是一種介入風險而非疾病本身的方式。

但是問題在於，每項管控風險的措施真的都那麼必要嗎？因為風險本身有很多的不確定性，甚至極端一點想，人活在世界上哪一刻沒有風險？可是我們會無時無刻去管理這些風險嗎？因此對於風險的「過度治理」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風險的不確定性和變動性，使得管理它經常成為一件「過猶不及」的事情。

若是以當初疫情的變化為例的話，就更能意識到風險的流動和變化。例如本土無個案、個案開始出現和大量個案的不同時期，人們對於疫情管控政策所感覺到的必要性和緊急性皆會隨之而改變。只是伴隨著公衛管控疫情政策的改變，也會對民眾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

王業翰認為，這些政策並不一定「對」或「不對」，因為他認為「對不對其實是由整體社會的氛圍，或者是當時的整個疫情情況而決定的，但是的確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不同的人會因為這樣子的，不管說是科學論述還是風險論述，他們被貼上了不同程度的風險標籤，也因為這樣子的風險標籤（使得他們）必須要被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