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同[媒體報導](https://tw.news.yahoo.com/%E8%B2%A7%E7%AA%AE%E8%80%85%E8%81%B2%E9%9F%B3%E5%A4%A7%E4%B8%B2%E8%81%AF-%E7%A6%8F%E5%88%A9%E4%BA%BA%E7%90%83-%E7%84%A1%E4%BA%BA%E9%A1%A7-%E6%B0%91%E5%9C%98%E6%8B%9C%E6%9C%83%E8%B7%A8%E9%BB%A8%E6%B4%BE%E7%AB%8B%E5%A7%94%E7%9B%BC%E4%BF%AE%E6%B3%95-160000504.html)，台灣貧窮率僅 2.6%，被各界批評低估貧窮人口，也讓《社會救助法》應該大幅調整的呼聲四起。

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台灣社區實踐協會以及興隆會所社工團隊攜部分精障會員，自去年底展開串聯。他們組成「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短短四個月內，推出民間版修正草案，近日更密集拜會跨黨派立委，倡議積極翻修《社會救助法》。

而《社會救助法》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簡單說，就是看得到用不到，充滿防弊思維。

先從一個日常可見的案例看起

2022 年 9 月，單親家庭長大的少年阿魚，面對負擔家庭經濟重擔的父親因病離世，使得阿魚只能跟仍在讀書的哥哥相依為命。雪上加霜的是，原先租屋處的房東不願意續約，於是兩人努力在雙北找尋合適住處。

最終，他們只能選擇在新北市租間勉強負擔得起的房子，但由於房東不讓遷入戶籍，使得兩人無法申請低收入戶。為了生存，他們只好在課餘時間打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甚至曾經有放棄繼續就學的念頭出現。

這是因為根據《[社會救助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8&flno=10)》規定，低收入戶與多數補助皆要求「居住與戶籍」必須要在同一個縣市內；即便生活明顯困難，若未能滿足「居戶同一」，區公所的承辦人員就會直接告知不能申請，連送件都沒辦法辦理。這也使得阿魚無法獲得政府的資源，成為福利資源的孤兒。

針對此現象，內政部多次[回應](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713/2293233.htm)：房東若不同意房客遷入時，依《[戶籍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30006&flno=17)》等相關規定，房客可檢具國民身分證等文件，直接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遷入登記；再依《[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https://www.ey.gov.tw/Page/DFB720D019CCCB0A/478917df-7599-418f-8715-fd2716b623b4)》規定，房東不得約定房客不得遷入戶籍，否則應依《[消費者保護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70001&flno=17)》規定，讓該約定無效──如房東屆期不改正，還可依《[消保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70001&flno=56-1)》規定處最高新臺幣 30 萬元的罰鍰。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許多租屋者若強硬遷入戶籍，就會面臨房東不願續約或調漲房租的決定；對於像阿魚這樣的經濟弱勢者而言，無疑增加生活更多的風險與不穩定性。

衛生福利部則認為，即使無法取得低收入戶的身分，縣市地方政府仍可以用《社會救助法》的「[急難救助](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D0050078&bp=4)」來提供協助。但對於像阿魚這樣的家庭而言，接下來的生活需要長期面對學雜費、生活費、租屋租金等支出，單靠短期且單次性的急難救助，並無法協助他們實現穩定的生活。

在台灣，阿魚的故事並非個案。根據巢運的調查，租屋市場中有 90% 都屬於租屋黑市，亦即房東們為了減少麻煩或節稅，大多不同意房客入戶籍跟申請租屋補助；政府無從得知房租收入以及課稅，更無法監管和處理不合理的居住條件與租屋黑市。

因此，種種現況讓穩定的居住和補足基本生活所需，成為一道困難的單選題，我們認為，這不該成為弱勢家庭必須面對的抉擇，衛生福利部應該修改《社會救助法》相關申請的規範，讓經濟弱勢的租屋家庭可以有穩定生活的可能，讓少年阿魚可以不用提心吊膽的過日子。

不只申請困難，想被列入低收入戶也很困難

在立法之初，國家為了避免人們擁有社會福利後不再工作，成為福利依賴者，《社會救助法》也就規定：每年會重新審查家庭成員的收入──針對已成年但沒有工作報稅資料的人，原則上也會利用「基本工資」，「虛擬計算一份所得」，預設人們會更有動力去工作。

然而，這個看似合理分配資源的規範，卻成為阿魚這樣的孩子，選擇繼續接受大學教育的阻力。根據家扶基金會的調查，有超過 5 成的弱勢家庭少年如同阿魚一般，不斷思考：為了活下去，自己是否要繼續升學，還是選擇提早進入社會？

換句話說，現行法規採取斷崖般的認定模式，在社會福利的提供上，簡單劃分「有」與「沒有」兩個選項。在第一線服務的經驗中，我們經常看見：當成年兄姐被判定為有工作能力，就自動因為換算，導致家庭總收入增加，進而無法被認定低收入戶──這連帶使得其他還在就學的小孩，頓時失去了政府給予的學雜費減免措施，進而影響就學的穩定和意願。

其次，計算收入的另個問題是：法規無條件地列入家庭所有成員的收入進行審核，並不考量家庭或個人的實際需求。舉例來說，雖然法規例外排除在學少年不需被虛擬計算收入；但是，其在打工所賺取的生活收入，卻要被納入隔年度的收入審核中──這將導致家庭因為計入少年打工的收入，而有可能就會被取消福利身份（如學費減免）。對於這些少年來說，一夕之間，除了生活費外，還需要思考另外跑出來的學雜費是否能負擔，再次陷入是否繼續就學的抉擇中。

但偏偏教育是許多弱勢兒童及少年翻轉生命的機會。在現行制度的不友善下，無法負擔的學費、生活費，反而讓安心就學成為孩子們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