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太陽花學運期間，群眾佔領行政院，引發警方清場，過程中涉嫌執法過當的國家賠償爭議，2019年10月30日，台灣地方法院作出有利受傷民眾的判決，命應賠償14名學運參與者111萬餘元，這也引發了許多公眾人物的評論。
媒體報導，新北市長侯友宜受質詢時強調「要支持警察在第一線執法，政治不要干預司法」，議長蔣根煌也插話說「法院是民進黨開的，沒法度啦」，侯友宜聞言則哈哈笑了幾聲，表示「議長已經發聲了」。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太陽花非法衝撞、佔領官署，以暴民之姿破壞公物，警察盡責依法行政、正當執法，將失序、目無法紀者驅離官署，維護社會運作必要的公眾秩序，何錯之有？哪來國家賠償必要？難不成法院真是民進黨開的？
前警大教授葉毓蘭則批評：法官從未檢視警察依法執勤的正當行為，沒有檢視警察被攻擊或激怒的前因後果，尋找對警察有利證據。雖然金額不多，員警看到當然會難過，感到「為誰辛苦為誰忙」，基層灰心喪志，不想再積極執法，主動排除可預見的危害，「跑法院很辛苦，沒必要給自己惹麻煩！」
而朱學恒也補充：這次太陽花驅離國賠的一審結果出來，又讓大家大惑不解了。今天抗爭者強制入侵公署，驅離當然就用強制手段，哪來什麼不符比例原則？這法官是不是覺得應該要用愛的小手摸摸抗爭者的臉，或是乾脆念心經安撫他們讓他們吃太陽餅吃到累？
上述評論，似就本次判決表示反對，而弔詭的是，從字裡行間來看，有多少人是真的在批判之前，詳閱判決甚或新聞稿？又有多少意見實際針對判決理由逐一反駁？抑或只要判決不符合發言者期待，就能逕自幫判決漆上一個喜歡的顏色？
對於重大矚目的社會新聞，先罵再說？
這樣看結論批評的態度，無形中也反映部分人們對法律運作所持的態度，表現出對制度內容的理解還有其社會角色的認知——也就是，法律是當權者的遊戲，誰執政、法院就誰家開的。
在這種法律意識的影響下，裁判的結果，多半被認作是政治權力的產物，是恣意專斷的，是只能無奈接受的；一旦抱持這種想法，就不太可能認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想像，也就習慣對裁判結果丟出直覺式的批判。
在這一部分公民的生命經驗裡，法律經常是當權者的工具性規範，而非由下而上治理人民的調和性規範；而這樣的認知若經擴散，也會逐漸降低其他民眾對法治的支持，未來也可能更不願意關心相關議題，從而使規範的形成與執行愈發神秘，最終讓法律變成少數人把持秩序的槓桿。
我們從小多少學習過法律的核心在於「自由與平等」，但由於許多衍生的基本概念（諸如比例原則、程序正義、多元尊重、無罪推定等），無論受限於政權宰制、教育資源分配抑或媒體左右，在各世代間推廣不易，以致人們對相關概念的認識依感陌生，也讓它的存在經常被斷言式的口水淹沒。
那麼，判決到底說了什麼？
司法的本質不該只是一種滿足人民素樸正義的儀式，它是讓法律的價值合理彰顯的場域，其內容是否真的適當化解爭議、引導問題改善，才是它存在的基本價值，也是我們討論與監督的重點。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時，《警械使用條例》第11條第2項也規定，當警察人員執行職務「違反」本條例使用警械規定，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者，就要由各級政府支付醫療費、慰撫金、補償金或喪葬費。
簡單來說，執行職務將群眾驅離行政院是一回事，但絕不能用「違法手段」執法，一旦侵害人民權利時，國家需負起賠償責任。
判決指出，事發當天，固然群眾於禁制區裡非法集會，但是警方在命令解散，甚或強制驅離的時候，如果要使用警械，依照《警械使用條例》第9條等規定，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不可傷人性命，也就是符合比例原則的精神；關鍵在於，現場執行驅離的過程中，有關於警械的使用，是否「過當」而導致「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