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觀念的培養與變革
甫獲金球獎的漫畫改編電影《小丑》，其中有個情節是這樣的：當同處於底層的人們看到小丑殺害上層階級，心中壓抑的能量彷彿被釋放了。這種想要與他人平等，又渴望勝過他人的微妙心態，使得各方人們迅速凝聚，並以小丑形象作為外包裝，用「正義」為號召，堂而皇之地走上街頭，想要推翻秩序與公權力。
國內外有許多評論擔心《小丑》這部電影，可能會引發相似際遇之人的感同身受，進而帶動模仿效應，破壞社會秩序，連當時部分首映的外國戲院也都戒備森嚴。這樣的共感論不無道理，劇情多少會觸動我們生命經驗的共鳴，但更應注意的是，別忽略了《小丑》這部電影主要想傳達的訊息：
民主法治，是否能承接所有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們錯看這件事，只把電影扣上破壞公安責任的大帽子，只想著對抗所謂的「壞人」，卻不進一步打造任何有利於將來的制度，那這是否表示，我們又走回「不解決問題，只解決被問題困住的人」的老路？
隨著「小丑」的人格升起，主角亞瑟翩然起舞的姿態，令人不禁思考：如果問題本身沒有徹底改善，是否等同於默許不義改用不同形式，在大城市裡繼續蔓延？而我們該如何阻止類似電影裡的悲劇在現實中發生？
以下，本文將針對2019年十個民主法治的重大事件，並分成三大面向——法治觀念的變革、民主浪潮的反思、權利保障的突破——來爬疏相關背景與爭點討論，一起展望2020年吧！
肉圓爸家暴事件：私刑正義到底制裁了誰？
2019年1月14日，新北市蘆洲區發生虐打妻兒案件。一名42歲林姓男子因小孩幫忙買的肉圓沒有加辣，而對小孩施暴，妻子阻止也被勒喉拖行。虐打影片於網上瘋傳而引起民眾憤怒，更有人邊在林男家門外煮辣椒鍋直播，聲稱「一次請你（施暴者）吃個夠」。如此行徑與口耳相傳，引發民眾聚眾示威包圍林男住所，甚至要脅私刑制裁。
艾力・賀佛爾（Eric Hoffer）曾在《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中描述類似現象：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理解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從他的「自我」快速捲走，使他忘記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會只顧自己，而變成一顆匿名的粒子，渴望與同類匯聚，形成一個發光發熱的群體。
然而，我們既選擇了法治社會，選擇了安穩秩序優先，就表示選擇了相互忍讓與磨合的社會。除非對方當下造成你的具體侵害，且有即時排除的迫切需求，否則我們早已把制裁權讓渡給第三方的公權力，該依照固定的法律標準執行。如果人們不信任法律，認為法律保障不了自己就號召私刑，這種作為無疑如西方俗諺所言：在倒掉骯髒的洗澡水的同時，一併把嬰兒給一起倒掉了。
因此，我們若真心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家暴，何不將力氣用在認識現行法律是否足以支持弱勢遠離壓迫？無論是單純發文表示對既有制度的不滿、出錢出力聲援相關友善團體，或進一步草擬未來改善的策略，並將其轉化成法律語言，試著串聯組織與修法機關對話，都是我們在盛怒的「制裁」外，更明智的選項。
太陽花國賠案：結論不服，理由不論？
針對太陽花學運期間，群眾佔領行政院引發警方清場，過程中涉嫌執法過當的國家賠償爭議，2019年10月30日，台灣地方法院作出有利受傷民眾的判決，命國家應賠償14名學運參與者111萬餘元，引發許多公眾人物熱烈評論。
媒體報導，新北市長侯友宜受質詢時強調「要支持警察在第一線執法，政治不要干預司法」，議長蔣根煌也插話說「法院是民進黨開的，沒法度啦」，侯友宜聞言則哈哈笑了幾聲，表示「議長已經發聲了」。
前警大教授葉毓蘭則批評：法官從未檢視警察依法執勤的正當行為，沒有檢視警察被攻擊或激怒的前因後果，尋找對警察有利證據。雖然金額不多，員警看到當然會難過，感到「為誰辛苦為誰忙」，基層灰心喪志，不想再積極執法，主動排除可預見的危害，「跑法院很辛苦，沒必要給自己惹麻煩！」
上述評論，似就本次判決表示反對，而弔詭的是，從字裡行間來看，有多少人有在批判之前，詳閱判決甚或新聞稿？又有多少意見有實際針對判決理由逐一反駁？抑或只要判決不符合發言者期待，就能逕自幫判決漆上一個喜歡的顏色？
這樣看結論批評的態度，無形中也反映部分人們對法律運作所持的態度、對制度內容的理解及其社會角色的認知——法律是當權者的遊戲，誰執政、法院就誰家開的。
在這種法律意識的影響下，裁判的結果，多半被認作是政治權力的產物，是恣意專斷的，是只能無奈接受的。一旦抱持這種想法，就不太可能認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想像，也就習慣對裁判結果丟出直覺式的批判。
然而這樣的批判，完全忽略法律的機能：若要避免加害行為，除了事前經由法律規範設定界限（公權力哪些該作，哪些不該作），事後還有法院判其賠償或接受懲罰的機制，以監督公務員們在執行公務時，能好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也是本次國家賠償的功能——「規範引導」——藉由訴訟，將原告的損害，轉而由失職的公務機關承擔，並透過公務機關趨利避害的預期心理，進而於未來調整自身行為。若不想砸了飯碗，還得賠償大筆金錢，自然會在執勤之際，好好注意是否有過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