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高照,讓人彷彿身處烤箱,台灣一年有近 4000 人因為熱傷害而送醫,如果不幸中暑,死亡率更高達 3 成。2021年,一位在屏東從事戶外工作的勞工,中暑不幸身亡,雇主因為沒有視天氣狀況,提供必要的防護措施,被判過失致死,有期徒刑 4 個月。
根據衛福部「熱傷害人次監測數據」,近五年來,因為熱傷害而就醫的人數不斷攀升,2021年全年度共計2025人,去(2024)年,就高達3968人,幾乎是翻倍成長,今年截至8月3日,也有2034人,超過 2021 年。
今(2025)年,中央氣象署署長呂國臣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目前氣象法僅將颱風、豪雨、低溫等列為災害性天氣,但在極端氣候下,高溫也可能造成生命財產損害,因此正研議將其納入災害性天氣,必要時發布高溫特報,供地方政府與災防單位採取應變措施,相關修法草案預計今年送行政院,至於高溫特報的溫度標準仍待討論。
如果修法讓高溫列為災害性天氣,未來是否能比照颱風、地震等天災放假,成為大眾關注焦點。1111人力銀行於2025年7月發布調查顯示,近半數勞工(49.3%)支持「不分工作型態,一律放高溫假」,另有 44 %認為應依工作性質區分放假,僅6.6%反對,顯示高溫假在社會上已有一定支持度。
然而,環境部認為台灣高溫多集中於數小時,難以放整天假。勞動部也指出,風險差異取決於暴露程度,目前採分眾保護策略,至於是否推動全面高溫假,仍待更多討論與評估。
對在冷氣房辦公的上班族來說,高溫假或許顯得不切實際。然而,對必須長時間在烈日下工作的勞工,高溫卻是每天都要面對的危險。
除了營造業工人外,必須長時間曝曬在太陽底下工作的職業,其實比大家想像的還要多,包括外送員、停車收費人員、郵差、台鐵調車場員工、機場航勤作業人員、台電高空電塔維修人員...等等。
這些看似日常的工作,其實都可能在酷暑中成為高風險的生存挑戰。
高溫假的難題
面對熱傷害的危害,暫停在高溫底下工作或是放高溫假,聽起來似乎是一個理想的選項,但實際上執行起來,卻又必須考慮到各種面向。舉例來說,交通運輸業兼具公共服務的特性,許多營造業工作者則是按日計薪,不上工就沒有薪水。
機場航勤人員
小劉(化名)是桃園機場的地勤人員,年資將近20年,工作內容是開主艙升降車, 讓貨物可以順利的輸送進貨機裡,或是將貨物從貨機卸載下來。他的工作場所就是偌大寬廣的機坪,一日 8 小時工時中,就有 6 小時得在烈日下作業。
為了因應高溫曝曬,他上工時把全身包得緊緊的,「長期下來,大家都習慣這樣的工作環境,會帶水、帽子、太陽眼鏡,還有頭巾遮臉,就跟採茶工一樣。」小劉說。
他所負責的是貨機業務,相較於客機,需要的裝載時間比較長。以波音 777 為例,進行貨物裝卸,一次就需要 2 個小時至 2 個半小時。波音 747,作業時間更長達 2 個半小時到 3 個小時,期間人員都不能離開。
不過波音 747 雖然作業時間較長,但設有部分遮蔭設施,相對能減緩曝曬。波音 777 則完全沒有遮蔭,長時間工作下來格外辛苦。
小劉說,中暑、反胃等情況,每年幾乎都會發生一到兩次,他自己也曾因高溫而嘔吐、頭暈。「如果真的撐不住,就得趕快請班長用對講機安排休息。」
有時候甚至會有特殊裝載,必須格外謹慎作業。例如ASML(艾司摩爾)運送給台積電的機台,就是交由他的公司進行裝卸工作。這類任務不僅要求精確,耗時也更久,常常遠超過一般貨機的裝卸時間。
近年貨運量持續攀升,市場需求強勁,班機增班,工作越來越忙碌。擔心員工會在機坪上中暑發生意外,主管在跑坪的時候,也會特別帶冷水來給他們:「因為是機下作業,離飛機很近,暈倒會有風險,因此不能硬撐。」
然而對小劉來說,高溫假幾乎不可能。他的工作緊扣班機起降,一旦貨物裝卸完成,飛機就必須立刻起飛,延誤一分鐘都會影響整體航班調度。「連機場發布雷擊警報,工作都不一定會停,更何況只是天氣熱。」他苦笑著說。對他而言,高溫不是能不能工作的問題,而是必須咬牙完成的日常。
台鐵調車工
烈日底下,小高(化名)揮著滿是汗水的手掌,指揮龐大的列車緩緩移動。他是七堵調車場的一名調車工,每天至少有 6 小時必須在鐵道上曝曬。七堵調車場佔地 44 公頃,是台鐵北北基地區的重要樞紐,平均一天要處理44個車廂的拆解、連掛、檢修與清洗。
這份工作需要極高專注力與體力,一節車廂重達35公噸,零件動輒15公斤。他必須先拆解連結器,再與司機員、機務段、調度室協同移動車廂。作業時,他甚至要鑽到列車底下,「只有百分之百成功連掛,才能避免脫軌或煞車失控。」小高說。
然而,這些繁複程序幾乎都在戶外進行,無論豔陽高照或是大雨傾盆,這些極度挑戰體力的工作,調車工都得咬牙完成。艱辛的工作環境,讓調車單位的流動率居高不下。
「我曾跟主管反映過高溫假的問題,氣溫太高真的很容易中暑,但沒人重視。」他也指出,即使想自我保護,實務上卻連最基本的飲水需求,都難以兼顧:「工作在線路上,帶水非常不方便。」
小高的處境則不同。他的調車工作雖然也在戶外,但若真的要停下來,即使中斷一小時。然而,他無奈地指出:「誰能保證下一個小時就不熱了?」與小劉相比,他的挑戰不在於「能不能停」,而是「停下來也沒有意義」。
高溫停工難有共識
對小劉跟小高來說,由於工作涉及大眾運輸,必須要配合航班的起降,或是火車的時刻表,具有公共服務的工作性質,讓他們不是想喊停就能停。就算天氣真的非常炎熱,他們傾向盡快完成工作,而不是暫停工作。
兩人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知道氣溫的威脅確實存在;差異在於,停工對一個人來說不可行,對另一個人來說卻無助於解決問題。再加上高溫的感受極為主觀──「我覺得很熱,但同事不一定覺得很熱」──更讓現場難以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