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發展援助是什麼？

政府發展援助（ODA）即來自外國政府的官方援助——透過已開發國家的贈款或貸款，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之經濟發展提供援助，期盼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隸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下，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DAC──專責討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及減貧）自 1969 年開始，就把ODA視為發展援助的主要資金來源；而相關資料和數據由 OECD 統籌蒐集、核實並公開，供世界各國檢視。

聯合國曾建議 ODA 比例為國民所得毛額（GNI）的 0.7％。回顧 2021 年台灣周遭國家，日本為 0.3％、韓國為 0.16％、澳洲為 0.22％都不算高；而根據行政院「[國際合作發展事務110年度報告](https://ws.mofa.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yL3JlbGZpbGUvMjAvNDMvNWExYmQyNGMtNmQxNC00ZWEzLWIxMDEtYjNlMDMyYTEwYjg5LnBkZg%3D%3D&n=5ZyL6Zqb5ZCI5L2c55m85bGV5LqL5YuZMTEw5bm05bqm5aCx5ZGKLnBkZg%3D%3D)」，我國僅 0.04％，與其他國家有明顯差距，也與聯合國建議相距甚遠。

根據外交部的報告，上面提到的 DAC，共 30 個成員國（註一），合計提供 ODA 總額 1,789 億美元，相較 2020 年增加了 4.4%，主要是提供發展中國家有關 COVID-19 的防疫援助，特別是為了回應全球疫苗不平等的問題，擴大「疫苗捐贈」所致（註二）。細部來說，七大工業國（G7）合計援助 1,357.11 億美元，占 DAC 成員援助額度 76%；其中，美國為最大援助國，其次為德國、日本 、英國 、法國。而在 DAC 成員國之中，只有瑞典、挪威、盧森堡、德國與丹麥五國，達到聯合國建議的佔比。

有鑑於此，前述我國的立委提案就強調，各國近年雖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但紐西蘭、澳洲、韓國 ODA 狀況仍和過去差不多，日本更是逆勢成長，因此要求外交部應檢討援外比例下降原因，並逐年增加 ODA 在 GNI 佔比，以永續地提升 #TaiwanIsHelping 的具體貢獻。

對外援助是法律義務

根據我國《憲法》第 141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因此，「援外」可以視為具有憲法高度的要求，國家自然須盡力完成。

2009 年 5 月，台灣發布首部「援外政策白皮書」，確立以「進步夥伴、永續發展」為發展援助工作的主軸，後來更在 2010 年進一步打造法律架構，包括公布《[國際合作發展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E0020013)》並制定行政命令等配套措施（註三）。而對比[同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E0020013&flno=4)，所謂「國際合作發展事務」是指台灣與友邦、友好國家、政府間或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所執行具有政府開發援助、人道援助或其他相關性質的之合作發展計畫。

自此，台灣的援外業務，依法授權外交部，且相關政府機關亦得優先委託國合會、其他法人團體或專業人士辦理國際合作發展事務。

具體來說，首先傳統上，國際發展援助／合作可能出於[人道義務、慈善、利益交換](http://lawdata.com.tw/tw/detail.aspx?no=216261)等動機，但當然大部分是三種理由混合的狀況。

事實上，國際合作發展計畫可能發生在經濟實力有差距的國家之間，這樣的協力經常被定性為「發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但若為擺脫潛在殖民關係、具有帝國主義意味的「援助—受援」關係，則通常會強調雙方是「夥伴國」（partner country）的平等關係。

其次，《[國際合作發展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E0020013&flno=1)》提到「善盡國際責任」又是指什麼呢？這包括已開發國家的政治責任與道德責任，當然更包括國際人權條約裡的「國際合作／援助」法律義務。舉例來說，《[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00038)》第 2 條第 1 項規定：

>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盡其資源能力所及，「各自」並「藉國際協助與合作」，特別在經濟與技術方面之協助與合作採取種種步驟，務期以所有適當方法，尤其包括通過立法措施，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之各種權利完全實現。

白話來說——關於經社文權利之實現，國家應盡其洪荒之力；若做不到，國家要有正當理由。若憑一己之力做不到應尋求協助或合作，故政府不能擺爛，國際社會也不能見死不救，尤其關於適當食衣住及生活環境（對比同公約第 11 條；其他法律義務的來源，可參考註四）。

依各國能力，與滿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有關的法律義務，至少要被逐步實現。也就是說，國家雖毋須一步到位，但也不能恣意取消或減少相關保障（對本國或國際社會皆然），除非有正當理由（如英國 2021 年，因國內經濟受疫情嚴重影響，減少 ODA 支出，暫時將比例調降至0.5%，捐贈總額較2020年減少21.2%）。

援助，同時是外交，也是人權工作

2009年，自立法院制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20028)》（兩公約施行法）後，國際人權規範正式進入我國國內的法律秩序。爾後，我國再陸續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75)》、《[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93)》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194)》都是採用類似作法，把國際規範引進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