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工會是人權，支持警察組工會！」「結婚是人權，我愛女生，我要跟女生結婚！」「殺人犯有人權，難道被害人沒人權嗎？」「本籍勞工的人權應該高於外籍勞工！」「台灣就是太有人權、太民主了，才會這麼亂～」
自從台灣於2009年《兩公約施行法》推出以來，針對種種膠著的公共議題，我們又多了一個論述工具：人權！但人權除了聽起來很厲害外，具體而言，它到底代表什麼呢？人權，究竟是什麼法律體系下的權利呢？如果在憲法裡，翻來翻去找不到，大法官也不曾在釋字裡言明，那國際人權法還能拿來主張嗎？怎麼用呢？那些似是而非的人權言論，又要怎麼反駁呢？
「人權」，作為人之權利，即與你我、與生活周遭大小事都相關，小至警察來敲門，大到各種想衝動上街頭的社會爭議。人權究竟是什麼？國高中歷史、公民課本中學到洛克的「天賦人權」說，聽來既熟悉又遙遠；而對成長於後戒嚴時代的年輕一輩，就算不使用「人權」二字，公民政治權的內涵，似乎已是理所當然。
然而，無論是公民如你我，或是對法律使用較熟悉者，實際上在接觸國際人權文件時，仍可能因為太抽象的用語、與憲法基本權理論的不同，而感到理解困難。有時，甚至會質疑：國際人權法，不過只是來自西方的舶來品。作為此系列文集的首發，本文將以目前在台灣已經產生國內法效力的人權公約為例，簡單說明國際人權法的特色。
國際法的一部／國際人權法是國家必須遵守的國際法
首先，國際人權法是國際法，不是外國法。它是藉由習慣或條約累積，對國產生現行或未來的拘束力；而不是英國法、美國法、日本法等其他國家的法律。所以，無論是區域性的人權公約，像是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非洲人權公約，或是聯合國體系下的九大核心人權公約，對簽署、批准而完成締約程序的國家來說，這些人權公約的內容，就不只是「他山之石」而已，而是國家有義務遵守其內容的實體法律。
所以在運用特定國際人權公約，支持自己的主張之前，我們應該先搞清楚：該公約是否已經對台灣產生國際法上的拘束力？更進一步來說，該公約是不是已經成為國內法律之一部，而能夠讓人民依據公約主張權利？
國際人權法之整部，是否已具備國際習慣法的要件，而不待國家簽署人權公約，即應遵守保障人權義務，還沒有確定見解。[note]雖然有學者認為人權法的整體已被多數國家簽署與遵守，而具備了國際習慣法的要件，甚至部分內容已經具有為強行法（jus cogen）的效力：因此所有的國家，包括未簽署人權公約的國家，都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責任、遵守人權的義務。不過這樣的觀點並未獲得大多數國際法學者，甚至是公約監督機構本身的強力支持。相較其他特定的國際條約，國際人權文件因為對人權保護採「最低保護」標準，期待國家有採取較高標準的實踐；又，因為人權本身具備「對抗主權」的性質，用字明顯較為彈性而模糊。使公約必須透過各個人權機構，解釋其內涵（conception），但又允許各國採取不同的實踐方式（implementation）。這樣的特質，其實與習慣法或強行法對於「法律明確性」的要求不太一致。[/note]一般而言，國際人權法指的是藉由國家簽署各個人權公約、進入個別公約機制，藉由與公約監督機關之間，就公約內涵對話詮釋，而逐步建構的法律內涵。
例如歐洲人權法院在判決時，就需要考慮會員國是否明確違反公約義務，或特定事項屬於會員國制訂政策的判斷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又如聯合國體系下，透過不同層級的人權機構（如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人權理事會），以及個別核心人權公約之條約機構，例如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 HRC）對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為了解釋條約而作出一系列的一般性意見。
臺灣是人權公約締約國嗎？
台灣因國際地位特殊，無法將人權公約批准書「存放」於聯合國秘書處，而使得這些公約對台灣是否具備國際法上效力，仍有爭議。然而，國際法規範的國際法效力與國內法效力，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台灣透過制定「公約施行法」的方式，已明確將公約內容「轉換」成國內法律體系的一部分。不過，在台灣，對人權抽象內涵進行解釋的是釋憲者（即大法官），而且沒有超國家機制來審查我國的公約實踐；諸如「施行法」的作法，可能會被認定公約內容僅具備一般法律的效力（低於憲法層次），而產生適用上的疑慮。
因此，應如何避免國際人權法成為司法者的「參考資料」，而非適用對象，值得深思。畢竟人權公約的宗旨，在於糾正包括憲法在內的國內法對人權保障不夠周延的問題。但這個複雜的問題，容我們日後其他系列文章再談。
國際人權法常見的誤解
由於國際人權法理論關於人權保障的特質，與基本權保護有些許不同，容易引起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