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柏彰｜最陌生的熟悉人：台灣長期照顧政策中的外籍家庭看護工

2018年3月底，內政部公告65歲以上的人口已達總人口數之14.05%，表示在台灣每7人中便有1人是高齡人口。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台灣將於2026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亦即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率之20%。

經建會人力規劃處指出：台灣由高齡社會轉變為超高齡社會之預估時程為8年，為世界轉變歷程最短之國家第5位，相較於亞洲其他地方如新加坡（9年）、香港（10 年）及日本（11 年）更短。2060 年，台灣將成為僅次卡達，高齡人口比率世界第2高之國家。根據衛福部統計：2031年，全人口失能率則將快速增加至120萬人，占總人口比率之5%。

另一方面，勞動部統計資料指出：2018年底，台灣外籍勞工人數已突破70萬人，亦即約每30人便有1人為外籍勞工，遠多於原住民總人口數56萬人；而其中社福外籍勞工人數則接近27萬人，平均年成長率為4.36%。

以上種種數據顯示：作為亞洲高齡化速率最快的國家，台灣將不再能僅依賴其他地區之經驗，而必須積極的尋找屬於自己未來的長期照顧出路；此外，我們更應該正視此領域中最重要的第一線人力：外籍家庭看護工[1]，積極的納入政策規劃之中。

一位印尼媽媽與一位台灣阿伯之日常

2003年，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多年的「杏林子」劉俠女士，在家中跌落，送醫後不治。彼時媒體多以「精神異常」、「精神疾病」以及「推打」、「拉扯」等語，形容當時劉俠女士之印尼籍看護的身心狀態與行徑；引發當時對於長期照顧關係之諸多討論：失能者以及照顧者如何影響彼此之身心狀態，而政府不完備的政策又如何導致悲劇的發生。

我們很難去還原劉俠女士以及其看護，或者身處類似悲劇中的人們究竟經歷了什麼。作為第一線的醫療工作者，且讓筆者試著去描述一段虛構的長期照顧關係，一位印尼媽媽與一位台灣阿伯之日常。

讀者可以想像：

有位台灣阿伯因中風長期臥床，兒子必須出外工作無暇照顧。在百般奔波後，終於通過層層關卡，成功申請到印尼媽媽來家中擔任看護。阿伯因無法翻身自如，因此尾底骨部有一個碩大的褥瘡，常有滲液，一下子紗布就濕黃需要更換；印尼媽媽從來沒照顧過這樣的傷口，十分不知所措。而且醫師叮囑為避免褥瘡惡化，每兩小時要協助變換姿勢，加上如廁、餵食，阿伯體重又不輕；印尼媽媽經常累得滿頭大汗，晚上也幾乎沒有好好睡眠的時刻。

由於長期與阿伯獨處在家，幾乎沒有什麼社交活動，印尼媽媽來台灣將近一年了還是一句簡單的中文也說不完整，最遠也只有到過巷口的超市比手畫腳買過一些東西。有時候印尼那邊的家會傳訊息過來，說寶寶生病了，發燒好幾天都沒好；印尼媽媽也只能乾著急。

台灣阿伯失智症狀日趨惡化，開始有嚴重的睡眠障礙、日夜顛倒；經常在半夜大呼小叫。印尼媽媽每日休息品質與時間都更短缺了。原本來台灣前所接受的看護訓練，完全無法應付阿伯現況，印尼媽媽徬徨無助、不知所措。對於印尼媽媽相對陌生的面孔，阿伯始終忘記她就是每日貼身照顧起居之人，總誤認印尼媽媽是闖空門的小偷，時常怒罵她把錢都偷到哪裡去了！面對其他家人的懷疑眼神，印尼媽媽有時也是百口莫辯。甚至，有時因為失智症狀影響，阿伯還會毛手毛腳，造成偌大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