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對香港情侶來台灣旅遊期間，男方陳同佳殺害潘姓女友後，離開台灣逃回香港。案件爆發後，陳嫌因殺害潘女後進而盜刷潘女的信用卡，遭港方以竊盜罪逮捕入獄；台灣士林地檢署曾三度向香港律政司要求移送陳嫌回台審判，但香港以台港雙方並沒有司法互助機制而拒絕 引渡 陳嫌到台灣。
幾個月後，香港政府提出《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簡稱《逃犯條例》）修正草案，規定香港區政府可以向中國政府、澳門及台灣等地移送嫌犯及進行司法互助，但許多香港民眾認為此條例削弱香港司法獨立性，稱其為《送中條例》，也引發延燒至今的香港民眾反送中運動。
日前，陳嫌因竊盜罪的刑期服滿出獄，再次發生陳嫌究竟是否應該來台受審，引發台灣和香港兩政府間的碰撞，也引發台灣國內的口水戰。
不可否認的，此事件背後確實有著高度的政治考量，也不應該否認政治目的的重要性，但本文試跳脫政治理由，回歸到最純粹的法律基礎來討論本案。
香港人在台灣境內殺香港人，目前犯嫌又在香港，到底誰可以審理本案？面對這個議題還是要老調重彈，再次討論「管轄權」。所謂的「管轄權」（jurisdiction）是指基於國家主權可以執行、管制自然人與法人的權力，包括國家可以對特定範圍制定法律，對特定對象予以審判及對特定對象具體行使國家權力。
國家的管轄權範圍有多大呢？可以處理到哪些事項呢？原則上，國家的管轄權應該立基在一定的合理基礎上，目前較為認同的幾個原則如下：
1.領域管轄原則：領域管轄就是在國家領土（包括領陸、領空、領海）範圍內的人、事、物，國家能行使管轄權，而不論行為人的國籍。
2.國籍管轄原則：國家對於具有該國國籍的個人或法人可行使管轄權，而不限於行為人是不是在國家境內。
3.被害人國籍管轄原則：國家為保護其人民，對於加害其人民之外國人行使管轄權。
4.保護管轄原則：對於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或存在，或影響國家重大經濟利益，因此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即使行為發生在國境外且行為人並非該國國民，國家仍然可以行使管轄權。
5.普遍管轄原則：某些特定行為因被國際社會一致譴責、舉世撻伐，因不論行為發生在天涯海角、行為人國籍為何，任何國家均可行使管轄權。
我們是否可以基於以上原則就直接得出這個結論：「台灣依領域管轄，所以對本案有管轄權；香港依國籍管轄和被害人國籍管轄，對本案也有管轄權」呢？答案未必會那麼絕對。
上述討論的幾個原則，是就國際法層面，認為國家要行使管轄權的合理基礎。如果今天我國主張，印度人A在印度打傷了印度人B，所以我國要對A傷害罪的行為進行審判，這樣的主張在國際法來看就未必有說服力，因為不是我的國民打人、被打，又不在我的國家發生，對我國根本沒有任何影響。
有國際法行使管轄的合理基礎外，回到國內法制，還是會有所謂「罪刑法定原則」的問題。也就是，台灣可以制定「任何人在台灣殺害任何人都應該要受台灣處罰」的法律，香港也可以制定「香港人在任何地方殺害香港人都應該要受香港處罰」的法律，但也可以不制定這樣的法律。因此，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在國內法律制度下就可能很難處理本案。
我國刑法第3條規定：「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所以台灣在本案有管轄權，毫無疑問。順帶一提，我國刑法第7條：「我國國民在領域外犯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我國刑法第8條：「外國人在領域外對我國國民犯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是行為人國籍管轄及被害人國籍管轄。台灣人在國外殺人、台灣人在國外被殺害，台灣刑法都管得到。
那麼香港呢？依照香港條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8B條〈構成罪行的殺人〉規定，在公海或香港以外任何其他地方發生殺人的情況必須「該項作出或發生的作為所針對或關乎的人因該作為而在香港死去」，才會構成香港的殺人。因此，潘女不是在香港死去，可能就不是香港刑法可以管轄的範圍。
此外，當時我國法務部曾經表示，殺人是「萬國公罪」，香港當然可以管轄。但其實並不是各國刑法都有殺人罪，殺人罪就是萬國公罪喔！就像各國刑法可能都有竊盜罪，竊盜也不會被視為萬國公罪。「萬國公罪」在國際法下，是專指如海盜、種族清洗罪等嚴重危害國際社會秩序的行為，各國都有「普遍管轄」的罪名。但單一的殺人行為並不屬於這樣的範圍。
再舉一個例子，過去幾年台灣人在他國行使電信詐欺，受害人包括中國人和台灣人，其實在早年台灣刑法並沒有針對境外詐欺的罪行予以管轄，也因此很多台籍詐欺犯被引渡至中國，所以我國刑法後來修正第5條，將加重詐欺增列為域外管轄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