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管轄權與引渡,你說、我說還是他說?讓我們來看看國際法學者們怎麼說

國際公法規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本次肯亞將台灣人都送往中國的事件,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相關爭點集中在管轄權、引渡與人權法,本文嘗試整理相關爭點,並在國際法學者的見解的引導下,冀能幫助讀者了解相關的法律知識。

專欄標題.007
本文為投稿作品,文責由作者負責,投稿須知請見此

投稿者:廖柏翔(東吳法律)


前言

看了這麼多分析文,筆者發現有許多作者的在以國際法角度分析的時候,所採取的看法,似乎與目前主流國外國際法論著不一致(當然有極大可能是筆者的英文以及中文程度都太差誤解他們的意思),因此希望能夠透過篇文章,拋磚引玉一同來討論國際法,以下主要就管轄權與引渡做討論,本次的案件也有涉及國際人權法的問題,但是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管轄權

國際法下管轄權所描繪的是一個國家能夠制定、適用與執行法律的範圍(註一),他的結果就是,某特定人事物會受到這個國家的高權強制力所及而不與國際法相違背。換句話說,像我們活在台灣,我們都受到中華民國政府所管轄,所以必須屈服於這個國家的強制力,而這樣的管轄合乎國際法。
管轄權可分成兩種分類方式

第一種:規範管轄(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與執法管轄(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規範管轄(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所指的東西是,在各國的政府都是依照他們自己的內國法(如果是我國的話不限於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也包含憲法與其他)來做成國家的行為的前提之下,一個國家內國法律適用的範圍;執法管轄(enforcement jurisdiction)指的是各個國家依照他們國家的法律,所作成的行為,例如逮捕與偵查等等。做這個分類的意義詳後述。

第二種:行政管轄、立法管轄與司法管轄

這個分類比較好想像,就是以三權分立的方式去做區分,A.V. Lowe認為這個區分方式沒有實益,因為在法院都是依法審判加上一個國家的法院殊難想像能夠未經允許在他國進行審判的前提之下,司法管轄,其實跟規範管轄幾乎是一樣的。因此本文將以第一種分類方式繼續說明。

規範管轄的規則

在國際法之下,規範管轄(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所依循的規則,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領域管轄(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下面又再區分「行為地」(subjective)與「犯罪結果地」(objective)、國籍管轄也分為犯罪人國籍(principle of nationality)與被害人國籍(principle of passive personality)、保護管轄(protective jurisdiction)或是普遍管轄(universal jurisdiction)等等。為什麼要有這些原則呢?

在說明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為大家說明的是,國際法不論是條約或是習慣國際法,都是因為國家的行為或同意才產生,所以,不是先有這些原則,才分配國家怎麼制定法律適用範圍,而是經過時間的累積在國家之間形成共識,認為在有這些連結的前提之下,國家於自己領土行使管轄權(追訴審判),縱使去管發生在自己領域外的人事物,也為國際法的容忍範圍之內。

爭點1:假設我國刑法有關管轄權的規定,已經說不管了,到底我國還有沒有管轄權呢?

答案是否定的。這個問題可以參考註二,不能僅僅因為「犯罪人具備希望主張管轄權的國家的國籍」這個事實,而認為這個國家可以行使管轄權,主要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所以我們幾乎可以從這段(註二)得到答案。除了這位作者所給的理由外,筆者所採取的思考方式是,回到管轄權的定義,如同上面所述,國際法下的管轄權是描繪國家能夠行使權限的界線,這些界線是一個標準,一個是否在國際法容忍範圍內的標準。先有國家行為,再看是否與國際法相符,如果,一個國家已經在法律裡面明文規定說不管了(法律規定本身也是一個國家行為),就不用再進一步討論這樣的立法有沒有符合國際法。所謂國際法下的管轄權的分配,或是是否有管轄權,應該要建立在國家在立法上主張他有管轄權的前提之下做討論,如果國家本身在事件發生之前沒有主張,那麼就不用再討論國際法下的分配了。
至於本案我國刑法到底能不能管,筆者國內法不熟,但按照筆者所看到多位老師們見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爭點2:那是不是假設我國刑法規定要管全世界的事情都沒問題?

著名的1927年蓮花號案件,常設國際法院的見解是肯定的,但是畢竟已經過了快100年,國際法或國際社會針對這個,似乎沒有採取無限上綱的非禁止即允許的立場了,可以參考A.V. Lowe的見解,換句話說,應該要有受多數國家肯認的連結存在,才會覺得不與國際法相違背(不過這是理論上拉,因為妳國家的刑法怎麼訂,除非真的抓了一個外國人來懲罰,也沒有人要理你),原文請看註三。

爭點3:大家都有管轄權,怎麼辦?

沒錯,在有些的狀況會有兩個以上的國家會有規範管轄權,嚴格來說,一般刑法管轄權的競合沒有習慣國際法規定誰優先誰或誰排除了誰(除了因為條約約定或專管轄權的例子,如1982海洋法公約,詳後述)。大家常說領土管轄優先,是因為人犯多在犯罪地,受執法管轄規則拘束的前提(詳後述),加上國際法來自歐洲的歷史緣故,多會讓有領土管轄的國家進行追訴,可是這不代表,有其他聯繫因素的國家失去了管轄權,或者有習慣國際法說,一定要讓領土管轄優先行使(當然如果有條約或協議約定不在此限),只是單純因為實際狀況,而不能行使管轄權。解決方案多尋政治外交途徑,而肯亞案三方均有規範管轄權。

執法管轄的規則

這邊就單純許多,多依照1927年蓮花號案就已經確立的基本國際法原則,就是,除非獲得同意(或其他有條約的狀況),沒有國家可以去其他國家的領土行使管轄權,否則就當然違反國際法,執行管轄權的意思就是執行法律,國家去別的國家按照他自己內國法行使職權的意思。典型的例子就是不能逕自去他國抓人。

引渡的部分

肯亞案中,肯亞把人『送』(移交?遣返?引渡?驅逐出境?)到中國究竟從國際法的角度如何定性,眾說紛紜,因此本文試圖粗略蒐集一些國際法相關的資料,讓我們大家起來討論。
在正式進入定義之前,想先強調如何定性一個國家行為在國際法下屬於何種行為,應該由國際法決定,國家的聲明或是依據何種國內法而做成行為,不是正當化的理由,筆者以為這個法理可由國內法不能正當化國際義務的違反這個法理(參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7條以及2001年ILC所做國家責任草案第3條)得出。因此以下將從國際法相關資料所構成的定義,檢討肯亞的行為。筆者自己以為,似跟我國判斷行政機關所作成的行為是否構成行政處分(釋字423)的方法很像。

引渡(extradition)、遣返(deportation)與驅逐出境(expulsion)之定義

簡單歸納可以得知,引渡是指,引渡國在要求引渡國的要求下,為了追訴犯罪為目的而將在自己領域內的疑犯嫌犯或已經定罪的罪犯,轉移給要求引渡國。(參註四、五、六、七)

另一方面,遣返或驅逐出境是國家為了國家安全或移民法規等考量,單方面將人送離自己的領域,至於送去哪裡,習慣國際法並沒有對這個有要求,當然如果另有條約或國際人權法等拘束另當別論。
從這些定義可以知道,如何區別兩者,國家的主觀意圖在判斷上佔了很大的成分,是否有國家有為引渡的請求也是判斷要件之一。

相關國際法規範

引渡的部分,因為是否將人送走與國家主權高度相關,引渡源自國家間的禮貌或禮儀禮讓而來(the principle of comity),習慣國際法沒有要求國家一定要引渡,也沒有要求國家必須事前要有引渡條約的存在方能引渡。此外,兩個國家為引渡行為就是一個意思表示合致(agreement)的表現,因為引渡行為本身就是透過國家雙方同意之下所作成的行為,雙方已經同意了,才會有引渡以及後續的程序,如果從事後觀察,在一個完整引渡程序中,當事國所為每一個行為,都可以將他想成是一個具備雙方同意的內容。

這樣的想法可以從條約的本質本來就是以國家間的法效意思合致為要件得知(參姜皇池老師的國際公法導論,條約的篇章),雖然條約法公約的條約是要式行為(一定要以一定形式方法作成,也就是書面),但是不符合這個要件的雙方同意的內容僅是不得主張《1969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下的權利義務罷了。

在許多的國家實踐上,一個國家如果要行引渡的行為,會有非常多的要件要遵守(例如大家常看到的雙重犯罪原則、特定原則以及可引渡罪名原則等等,當然還有其他),這是不是就代表,習慣國際法也設下這個要件呢?也許我們可以說有這個趨勢,但是很難說已成為習慣法的義務,因為必須引渡本身都不是義務了,很難說他們是義務。

不過不用擔心,除了這些以外,不論是人權法公約或是各個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乃至於各國的內國法,當事件涉及引渡(或人身自由的拘束或人參的強制移動)仍有其他國際法法律義務要遵守。換句話說,也許違法引渡或偽裝態樣的引渡不會涉及引渡國的主權受到侵害(上述的各個要件有可能有多重面向,也就是說有保障主權也有保障人權的面向),但是因為他不遵守他向國際社會承諾會行法治的條約義務,因此仍是國際違法(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行為,負國家責任 (State responsibility)。
有關遣返與驅逐出境的規則就比較簡單,國家原則上有完全的空間決定要不要將外國人送走,不過一樣,理論上需要受到人權法的拘束。

引渡遣返好難分,試談偽裝成遣返的引渡

實務上,國家之間常常為了規避或是省去引渡繁複的要件與程序(有可能來自於條約或內國法),會選擇以驅離或遣返的方式將人引渡至要求國(註八)。

學說早年稱作de facto extradition(事實上引渡)(同註四那本書的章節)或是 “disguised extradition”(註九),在判斷上,都是著重於將人送出去的國家的意圖,以及是否有請求國存在等兩個要件的判斷,當然後續發展也是重點。

2014年由國際法委員會做成的驅逐外國人出境草案 這份文件更是希望未來能明文禁止驅逐國以驅逐之名行引渡之實。(大家可參閱之,在第12條以下)此外歐洲人權法院,亦明文指出事實上(偽裝成遣返)引渡就是引渡,是違法引渡且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有關保障人民人身自由與安全的權利(註10)。

也許有人說歐洲人權法院或歐洲人權公約與我們或肯亞有什麼關聯,但是如果參考國際法院在2010年 Diallo案件的裁決(段落65以下),指出在解釋國際人權兩公約的時候,歐洲人權法院與國際人權委員會所做出的裁決,有高度參考性。既然我國有通國兩人權公約的施行法,肯亞亦為兩人權公約的會員國,那麼歐洲人權法院的裁判,就有高度參考性。

肯亞案中,中國已經請求引渡數月有餘,此外,從肯亞直接押人予中國人員帶往中國,並直接進入司法程序,雖然口口聲聲說行遣返,但是本文認為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引渡。且為違法引渡(違反肯亞國內法律以及相關人權公約),應負國家責任。

小結

本文嘗試從國際法相關資料,切入相關議題,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瞭解國際法管轄權和引渡的議題上應該如何解讀,進一步吸引更多的討論。

同場加映:海洋法的專屬管轄權是什麼,到底公海上能不能殺人!?(註十一)

相信大家對於海洋法上的專屬管轄權不陌生,在公海上,船旗國對於註冊並掛有她的國旗的船艦具有專屬管轄權(這邊指1982年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公約第92條第1項而言;如果是船艦碰撞或海事案件而受同法第97條適用範圍,那麼只有船旗國或犯罪嫌疑人國籍國可以為追訴行為)。

與前面所說的管轄權不同,專屬管轄的意思就是具有排他性,只有在國際法下取得專屬管轄權的國家可以行使管轄權。這邊必須說明的是,這邊的專屬管轄僅指執法管轄權(enforcement jurisdiction,換句話說,當一艘船在公海航行時,原則上只有船旗國能夠要求它停止,或上船逮人,這個專屬管轄權並沒有排除其他國家依照前面所介紹的各項規範管轄(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原則所主張具有的規範管轄權,其他國家在有合理聯繫因素的情況之下,仍能夠主張他的法律能夠管這件事情,此時船旗國與其他主張的國家就產生,規範管轄權的競合(重疊)。

如果船還在公海上航行,除非有國際條約或習慣法有例外(例如海洋法公約內,允許各國逮捕海盜行為),有規範管轄權的國家不能影響這艘船的航行自由權。但是如果犯罪的人下船進入到有規範管轄權的領土內,這個國家就能夠依據內國家進行逮捕與追訴行為(執法管轄權)。

舉例來說,賭神跟賭王,在巴拿馬國旗的船上對賭,賭王是美國籍,船航行到公海時,賭王開槍殺人,被殺的人是日本人。針對這個事件,巴拿馬為船旗國具備連結有規範管轄權,也同時有針對這艘船、船上的人與物品的專屬執法管轄權,在沒有例外情形之下,只有他有上船逮人的權利。

另一方面,日本可主張被害人國籍管轄(這個主張容有爭議,有些國家持反對立場,但是我們假設已經被國際法所容忍),賭王是美國籍,美國當然也可以主張國籍管轄。倘若這艘船在公海航行一輩子,美國、日本除非得到巴拿馬允許,都不得上船逮人,但是,一旦賭王踏上美國或日本的領土或船或其他可以行使執法管轄權的領域,美國、日本就可以逮捕並依照其國內法進行追訴。

最後,假設賭王的行為造成船艦的碰撞致人員傷亡,針對這個事件賭王應負的刑事責任,只有美國與巴拿馬有追訴審判的刑事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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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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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A.V. Lowe教授在Malcolm D. Evans教授主編由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Law中的Jurisdiction章節,2014年最新版換作者但是如同新作者Christopher Staker教授所言,核心內容不變。“Jurisdiction” is the term that describe the limits of the legal competence of a State or other regulatory authority (such a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o make, apply , and enforce rules of conduct upon persons. It ‘concerns essentially the extent of each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 conduct or the consequences of events.

註二:Ilias Bantekas教授在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所著Criminal Jurisdiction of Stat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第13段: The nationality principle confers on States the power to subject their own nationals to judicial and legislative criminal jurisdiction for crimes they have committed abroad. The mere fact of nationality does not give rise to this type of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all crimes committed abroad; rather, it has to be preceded either by particular or general criminal legislation, otherwise it may be deemed to offend the principle against the application of retroactive legislation (Nulla poena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The historic origins of nationality jurisdiction can be traced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 crime of treason, which is quintessentially predicated on national allegiance and which is broken when the vow of allegiance is violated. Some courts have held that treason persists even where the assumption of nationality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fraudulent means (Joyce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UKHL [1946] AC 347, 359–60).

註三:The best view i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re to be some clear connecting factor, of a kind whose use is approved by international law, between the legislating State and the conduct that it seeks to regulate. This notion of the need for a linking point, which has been adopted by some prominent jurists, accords closely with the actual practice of States. If there exists such a linking point, one may presume that the State is entitled to legislate; if there does not, the State must show why it is entitled to legislate for anyone other than persons in its territory, or for its nationals abroad (who are covered by the territorial and the national principles respectively).

註四:I. A. Shearer 所著Ex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1971)76頁以下。
Theoretically there should be on confusion between extradition and deportation. They are clearly distinct in purpose. The object of extradition is to restore a fugitive criminal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 State which has a lawful claim to try or punish him for an offence. To ensure that the fugitive is restore to that jurisdiction is therefore of the very essence of extradition. Depor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means by which a State rids itself of an undesired alien. Its purpose is achieved as soon as the alien has deported from its territory;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of a deportee is of no significance in this respect.

註五: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內的Aliens, Expulsion and Deportation由Walter Kälin 所著。Expulsions and deportations are a State’s unilateral acts of ordering a person to leave its territory and, if necessary, of forcefully removing him or her. The terminology used at the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evel is not uniform but there is a clear tendency to call expulsion the legal order to leave the territory of a State, and deportatio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such order in cases where the person concerned does not follow it voluntarily. Expulsion and deportation as unilateral acts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extradition, ie the surrender of a person accused or convicted of a criminal act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latter’s request.

註六: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內的 Torsten Stein 所著 Extradition。
Extradition designates the official surrender of an alleged offender from justic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consent,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 State of residence to the authorities of another State for the purpose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or the execution of a sentence.

註七:由CUP出版 Robert Cryer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2010) ,Extradition的章節。
Extradition is the surrender of a person by one State to another, the person being either accused of a (extraditable) crime in the requesting State or unlawfully at large after conviction. This is a considerable intrusion in the liberty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but one which is justified by the common interest of States in combating crimes and expunging safe havens for fugitives.

註八:由CUP出版 Robert Cryer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2010) ,第101頁。
State authorities sometimes choose to deport a fugitive under immigration laws instead of dealing with the matter as extradition. This is usually much faster and the surrender normally unconditional. But as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Court has stated, deportation and extradition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and the former method must not, as in that case, be used unlawfully and with the effect that no undertaking was obtained regarding the non-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s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ruled that the Soering principle also applies to deport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expulsion. Deportation, as a disguised form of extradition when the latter was not possible, may also amount to a violation of the ECHR.1 .

註九:2014年由 ILC(國際法委員會)所作成兩份Draft articles on the expulsion of aliens, with commentaries
與The obligation to extradite or prosecute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Fin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註十: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ozano v. France, Judgment of 18 December 1986, Application No. 9990/82, paras. 52–60, whe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held that extradition, disguised as deportation in order to circumvent the requirements of extradition, is illegal and incompatible with the right to security of person guaranteed under art. 5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註十一:參考OUP出版,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2015),頁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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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柏翔 Written by:

東吳法律系畢業,台大法研所國際法組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