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中的第三者該當何罪？當代小三的愛情煩惱，維特都懂｜江鎬佑

法律中的第三者該當何罪？當代小三的愛情煩惱，維特都懂｜江鎬佑

作者：江鎬佑（東吳法律系畢業，台北大學刑法組碩士生）

歌德在一生中留下不少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兩部作品分別是《少年維特的煩惱》和《浮士德》，而在18世紀末所寫下的這本《少年維特的煩惱》是讓歌德一舉成名的代表作，並在當時迅速霸佔暢銷書排行榜。

故事內容說來其實非常簡單，如果放到當代，可能隨便一則社會新聞的花邊，或是法院的判決內容，其辛辣度都遠超過於維特、夏綠蒂、亞伯特三人交織而成的愛情故事。《少年維特的煩惱》整本著作是由主角維特與朋友威廉的信件所構成，描述著維特即便在友人的事先警告下，仍然無可自拔愛上已經訂婚的夏綠蒂，先後與夏綠蒂的弟妹、未婚夫亞伯特成為朋友，這段尚未開始就幾乎宣告結束的愛情，通篇都是維特痛苦的囈語，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大概就是一篇篇求而不得的IG限時動態。

不過雖然整本書的辛辣度比不上社會新聞或判決書中的案件，這個200多年前的愛情故事如今看來仍然是經典。《少年維特的煩惱》裡那種「好朋友只是朋友，再好也不能牽手」的禁忌，不只是朋友的守候與分擔，跟以後別做朋友的渴望，依舊困擾著當代的男男女女。

聽來「淒美」的愛情，多少跟社會脈絡有關

在當時的歐洲社會，貴族對一般人來說是相當崇高的存在，就算沒落但光是名號就足以令人敬畏，追求門當戶對也是避不可免的愛情法則。反觀近代臺灣，隨著「省籍定額錄取制度」、「籍貫」的抹去，那些1950年代長輩親戚茶餘飯後，言及他們愛情故事中關於省籍、公務員的刻板印象，已經逐漸凋零。

而對比過去，現在離婚只要找好證人簽字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就能完成，社會上對於結過婚的人不再如過往負面，但對感情裡中的第三者依舊斥責。媒體總是用「狐狸精」、「綠茶」、「渣男」等詞彙稱呼第三者，甚至在前陣子臺灣通姦除罪後，社會聲浪也夾雜著許多不諒解，認為大法官偏袒通姦者。

回到原著，維特為綠蒂朗誦詩歌，他們十指交扣，雙唇相碰——「這樣算是通姦嗎？」你好奇地問。

事實上，這樣的狀況就算放在「通姦除罪」的釋字791號出爐前的臺灣，也不會因此被認定為「通姦罪」，畢竟按照刑事法院多數實務見解所認定，通姦必須以性器接合作為要件。既然維特與綠蒂沒有性器的接合，只有腦海中的翻雲覆雨，這種精神外遇當然稱不上「通姦」。

不過，縱然不會構成通姦，關於「小三、小王」罪與罰的辯論仍然在困擾著當代的紅男綠女們。即便通姦已除罪化，改以民事賠償的方式彌補配偶的權益損失，但對於第三者介入他人婚姻的評價，在百年之後，依然是以先來後到的次序來決定誰能受到國家的保障，而這一切都與你是否在感情裡愉悅或幸福與否無關。

換句話說，在法庭上，誰能夠提出越多配偶與第三者親暱的舉動，誰就有機會換取更多的金錢損害賠償。所以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亞伯特，不如開始蒐證、拿起計算機，畢竟你的感情如果脆弱到必須靠法律制度來維繫，那即便是刑罰也沒無法挽回你的愛人。

此外，維特也該煩惱他有沒有違反意願！

如果我們仔細推敲維特與綠蒂的來往過程，無法否認的是綠蒂對於維特始終存有好感，然而這個好感卻還沒達到綠蒂願意跨越藩籬的程度，可以看出她在理性上壓抑這段情愫。所以在來往過程中，她囑咐過維特在平安夜來訪的時間請勿過早，在維特重返她的生活中後也盡可能避免與他獨處，並要求女性友人作陪，甚至提點維特還能找到更好的女子，再再都看得出綠蒂有意和維特「保持距離」。

這些「客觀舉動」，要是沒有歌德佐以描述綠蒂的心理狀態，或陳述綠蒂內心的情投意合而顯得有些欲拒還迎，若放在今天來看，維特「以死相逼」的熱情恐怕已經算是跟蹤騷擾的「恐怖情人」。這樣不諳世故的行為，寫在小說裡是追求愛情的熱情，但若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從第三人的角度看來，早就可以打電話報警了。

假設這段愛恨情仇的故事發生在當代，若亞伯特不是個「濫好人」，死纏爛打的維特或許還會被丟上爆料公社公審；要是遇到狠心一點的「綠蒂」與「亞伯特」，當維特在綠蒂朗誦詩歌後狂吻綠蒂，如果當時綠蒂直接跟丈夫說（兩人後來結婚了），或丈夫發現此事，那麼故事的結局可能不會如此淒美──

在許多案例裡，不乏聽聞「通姦反告性侵」的案例，如果呈現在法官的證據中顯示，綠蒂有「轉過臉」、「推開胸膛」、「逃至隔壁房間」等舉動，除非有其他對維特有利的證詞或證據，這些行為從客觀上來看，其實都是違反綠蒂當下的意願。

也就是說，若綠蒂控訴維特性侵，那麼維特面臨的可能就是刑法中的「強制猥褻」或性騷擾防治法的「乘人不備觸摸」等罪，畢竟尊重性自主才是二十一世紀裡浪漫關係的圭臬。提醒大家一下，法律裡的性交跟通姦（性器交合）不一樣，不管是口交或指交，都算是性交！

今天的我們，還是為生活所逼為愛情所苦

作為一位學過法律的人，在閱讀完歌德筆下的維特，雖然機械式地覺得他是恐怖情人，然而若干與維特相似的人生經驗，卻也讓我能夠同理維特內心中的哀傷。

在維特重返鄉村時，遇上一個與他同樣愛上有夫之婦的農夫，那名農夫後來「因愛殺人」；直至人生尾聲，維特仍自責無法成功替那名農夫申辯。筆者作為一名律師總免不了在接觸被告生活後，希望法官能夠依法開恩，降低被告所應負擔的罪責，但努力過後的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徒留惋惜與苦澀。

在二十一世紀社會中生活的你我，即便許多過往壓迫人們的制度一一獲得緩解，我們仍然品味著那些無法因制度改變就可獲得救贖的苦悶與點滴。

故事的最後，維特用亞伯特手槍裡的兩顆子彈，畫下他人生的句點。這個故事的靈感據說來自於歌德本人在耶路撒冷的經歷，現實生活中的歌德，也自此開啟了一個反思理性、充斥感傷文學的世代，席捲了整個歐洲。

維特在故事最後扣下扳機，讀者腦門裡響起的槍聲代表的不是死亡，而是喚起人們誠實面對現實的警醒——這顆子彈穿越了兩百多年，二十一世紀的少年們依舊維持著煩惱，煩惱來自交友軟體上的DISLIKE，也來自被社會不理解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