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是什麼？

有別於一般的「意見表達」，取消文化不僅是眾人以自身價值觀對於社會事件做出評論而已，其中更隱含：整體社會對於爭議行為人須「付出代價」的強烈「指涉」。

換句話說，取消文化已經超越一般打打嘴砲的程度，更是展現出一種「訴諸代價的意圖」。

過往最著名的取消文化案例，除了強尼戴普因為深陷家暴風波而遭換角外，也包括 #MeToo 運動中被指控性犯罪的名人們，如好萊塢知名製片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影星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皆因此被影視產業切割、剝奪工作機會。

而回到台灣，近期的事件像是：民運人士王丹因身陷性騷擾疑雲，遭清大人文系學會發出聲明要求校方停止下學期的授課；國家影視聽中心董事長藍祖蔚，遭指控是性騷擾慣犯，不久後便以「最後一日上班」為對外回應（但不確定是被去職，抑或是主動請辭）。

另外，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吳乃德，也因遭指控 13 年前性騷擾營隊學員，而發出概括性退出公共場域的「社會性自殺」聲明（註一）。

站在法律的視角，一般我們會認為這類對於某人的負面批評，可能涉及誹謗的問題；但在取消文化的風氣下，這種「毀損名譽」的行為，似乎變成了對抗加害勢力的籌碼。

難道這樣誹謗的行為，也可以被正當化嗎？

誹謗的正當化

在《[刑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10)》上，若是故意傳布足以降低某人社會評價的具體事件，可能會成立誹謗罪；但法條也有說，如果所講述的事情，可以被證明為真，且和公共利益有關的話，就可以不用受到懲罰。

但前面說的「可以被證明為真實」並不是要讓發布言論的人負起證明百分之百正確的舉證責任，而是如[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690)中所說「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可。

也就是說，若發布言論之人經過一定程度的查證，有相當的確信認為內容是正確的，這樣言論就可以發表，而不該受到處罰（註二）。而在今年 6 月，憲法法庭則再次對誹謗罪的正當性做出審查，同時也對什麼叫作「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做出了更加細緻的分析，其補充內涵為：

1. 經合理查證程序

2. 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內容為真實

3. 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的惡意

上面三個指標，最容易起爭議的，也許就是「合理查證」，大法官認為：可在個案之中，檢視言論散佈的方式、損害名譽的影響，又或言論對公益論辯的貢獻度等，藉此界定行為人是否善盡「合理查證」的責任。

扣回前面的討論，簡單來說，只要符合一定的查證要求，法律便會給予對於公眾人物的評論較大的呼吸空間（近期類似案件如[連結](https://tw.news.yahoo.com/%E7%8D%A8%E5%AE%B6-%E6%94%BF%E6%B2%BB%E5%9C%88-metoo%E6%B3%95%E5%BA%AD%E5%A4%A7%E5%B0%8D%E6%B1%BA-%E6%B3%95%E9%99%A2%E8%AA%8D%E8%AD%89-%E8%A2%AB%E5%AE%B3%E4%BA%BA%E8%AA%AA%E5%87%BA%E7%AC%A6%E5%90%88%E5%85%AC%E7%9B%8A%E7%9B%AE%E7%9A%84-160000751.html)），讓這類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能受社會公評與檢視討論，同時也衡平公眾人物與一般大眾在社會地位上的權力不對等。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下，取消文化的功能又是什麼呢？

取消文化的功能？

從前面可以知道，基於法律的相關保障，對於公眾人物的批評儼然形塑了人民的「輿論籌碼」，讓一般大眾可以透過號召集體抵制，訴諸對於爭議者的「另類代價」（如消除工作機會、降低其名聲等，而不同於傳統的法律責任），藉以維護社會公益或消除弱勢不利的地位。

但，這類咎責機制，不該是法律的專屬任務嗎？

筆者認為，取消文化擁有類似法律「咎責機制」的特質（也就是前述「代價的訴諸」），其實正體現了它的核心意涵之一：「權力代償」（註三）。

可以試想，司法作為相對消極／被動的權力，沒有起訴、沒有審判；且有其穩定運行的內部機制（如開庭審判的程序、查驗證據的步驟等）──非經穩健查核，是不會輕易定下一番論據。

更重要的是，判決也有它的極限，例如：前述 #MeToo 運動中的受害者，即便敢對加害人提起告訴，希望法律就性犯罪事件，向加害人咎責；同時，法律卻也可能無從防免加害人利用其社會優越地位，或是產業影響力，對受害者做出事後報復，像是暗中以工作表現不佳為由裁撤其職位，或是要求同行不要任用等作法。

種種行徑，都讓受害人實質因為其與加害人間的權力不對等，而被欺壓；而這都是法律──也就是傳統集中化的咎責機制──難以防免甚至進一步排除的社會陰暗面。

由此，取消文化對於加害人「付出代價」的強烈訴諸，便形同一種補強法律咎責機制的權力來源，填補法律既有規則下無從保障到的地方，形塑一種相互協作。像在台灣眾多性騷事件的例子中，透過取消文化的運作，原則上就能讓加害人與其同行不敢搞小動作，並讓法律能夠適當發揮它體制內的咎責功用。

此時，社會對於「加害人代價」的集體訴諸帶有更高的目的性，因而強化了對該類「加害源」的敏感度，讓同樣受害的情況更能被社會看見與注意，達到一種強調（highlight）的功能（註四），而這也是筆者認為取消文化的核心意義。

再來，所謂「另類代價的訴諸」的重點自始不在結果，畢竟爭議人究竟會不會真的被取消，並非所有人能共同掌控的，毋寧更關注在應然層次上的意涵，也就是對於特定「加害源」的評價，由此也才扣回前述提及，「權力代償」為何作為取消文化內涵的緣由。即取消文化並非要取代法律的咎責機制與地位，而是適時地給予被害人協助，讓群體之間的運作更加衡平。